美式社会主义货币政策的终结----卢麒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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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美国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称之为美式的社会主义货币政策。
　　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在履行财政再分配的职能。美国政府和普通国民均为负债消费者。美国通过普通国民的消费者信贷，提供给消费者（资产类消费品和生活类消费品）消费补贴。消费补贴方式是以美元持续贬值的方式完成的。美元债务价值的持续缩水，客观上实现了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转移支付。这种以金融方式（非税方式）实现的全球范围的财政转移支付，无疑是美国管理者的伟大创举。这一创举轻松实现了新时代殖民主义者的战略企图，同时很难暴露旧时代殖民主义者的道德堕落。正是这种长期的转移支付维持着美国普通国民优越的生活品质。事实上，美国普通国民获得了远远超过其劳动所得的国民福利。美国更像是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
　　历史很有趣。美国自1932年罗斯福新政开始，步入社会主义道路。前四十年，是财政社会主义；后四十年，是金融社会主义。美国的金融社会主义的依据，就是美式的社会主义货币政策。简单一点说，美国本土生产力的增长，根本不足以支撑美国庞大的政府开支以及国民不断增加的福利需求。美国必须另辟蹊径。美国是一个思想大国。他们创造了金融社会主义。他们将之美化为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创新。其实，本质上是巧妙的金融殖民主义。必须提醒一下，请注意我国的学术精英，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们。他们对美国金融社会主义有着巨大的贡献。如果中国被彻底金融殖民了，中国的老百姓要记住这支超牛的“洋枪队”。
　　需要我们思考的是，美国国民消费补贴的来源。补贴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间接补贴。是隐藏于商品价格中间的价格补贴。第二个方面，是直接补贴。通过债务价值缩水，实现债务人的特别收益。由于上述补贴是一个难于统计的动态过程，许多国家对此缺乏充分的认识。中国无疑是美国消费补贴的重要来源。中国可能也将是未来美国消费补贴的主要来源。中国正是在牺牲内需的情况下，持续增加对美国国民的消费补贴的。中国政府和国民不能不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国正在沦为美国的金融殖民地。中国正在进行规模庞大的金融纳贡。
　　美国长期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绝非偶然。既有主观需要，又具备了客观条件。
　　从主观上讲，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实现了三个有利于：
　　第一，有利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第二，有利于政府扩充财政来源。
　　第三，有利于企业转型升级垄断。
　　基于三个有利于，任何美国管理者，都无法拒绝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的货币政策并不存在所谓的“失误”。这种“失误”仍然会持续。奥巴马也将不会例外。
　　从客观上讲，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有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一，全球产能过剩，产出国愿意跨国提供消费补贴。
　　第二，全球资本过剩，产出国愿意跨国提供消费信贷。
　　第三，全球通货过剩，产出国愿意承担通货膨胀损失。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产出国不同程度地丧失了经济管理主权。产出国“很难”通过制度和政策的变革解决所谓的“过剩”问题。他们更大的可能，是顽强地追随奥巴马，继续支持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
　　美式的社会主义货币政策不是没有极限的。当产出国（金融殖民地）经济增长出现问题，跨国补贴不可持续，美国就必须要通过内部经济增长来实现财政平衡。否则，惯坏了的美国国民，可以成为最危险的暴民；否则，娇宠的美国各级政府，统统面临财政破产的命运。
　　奥巴马是一个幸运的苦命孩子。美国的好日子已经走到尽头了。奥巴马没有足够的财政政策空间。奥巴马可以运用的只有危险的货币政策。看来，奥巴马也只能兵行险策。要在美元狂贬的同时，恢复美国制造业的地位，并维持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这无疑将是空翻加转体的高难度动作。毫无疑问，中国、日本、海湾国家（自愿被金融殖民者）仍将是美国最纯真和最坚决的战略伙伴，他们仍然会默默地付出伟大的牺牲。但是，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资源大国将是危险的抵抗者（反金融殖民者）。老欧洲将是危险的旁观者（老殖民主义者）。石油美元在向碳美元转型的过程中，美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奥巴马注定要名留青史。唯一不确定的是方式：英雄亦或是小丑。
　　在美国搞社会主义货币政策的时候，中国在搞资本主义货币政策。中国在持续降低和转移国民福利。历史非常吊诡，在美国货币政策走到尽头的时候，中国的货币政策也走到了尽头。事实上，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同样是极高的。所不同的是，中国主要的压力并非来自于外部。中国政府面临利益集团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高度警觉的是，中国利益集团与奥巴马的经济政策选择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他们都盼望通过剧烈的通货膨胀解决债务问题，持续实现对中国国民福利的无偿占有和转移。
　　人民币作为美元的附属货币面临历史性的时刻。独立或死亡，已经成为十分现实的问题。重建人民币独立性的意义，意味着坚决彻底地反对金融殖民主义。其历史意义，并不亚于1949年建国。人民币的独立性取决于中国政府通货的现货匹配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中央政府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强大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了财政能力和金融能力。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央政府正在迅速丧失这种能力。
　　令人震惊的是，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我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和我国地方政府，一直以深化市场化改革为名，极力要求削弱中央经济集权。这是极端危险的逆向操作。中央政府匹配资源的能力一旦丧失，行政管理权将顿时失去依托，后果将不堪设想。货币政策是财政政策的延伸，二者密不可分。笔者非常希望最高管理层和普通国民认真阅读笔者《人民币的信用基础》一文。现在非但不是讨论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时候，相反，中央政府要牢牢掌握货币政策管理权，与财政政策管理权合并，统一进行通盘的战略规划。要敢于使用非市场方式建立起牢固的国家金融防线。要确保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央政府拥有强大的财政能力。信心永远也只能来源于强大的能力。对于削弱中央一元化领导的思想和行为必须保持高度戒备。
　　在关键时刻，要勇于独立负责，要敢于乾纲独断。必须坚决果断地调整现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必介意国内外学者和媒体的喧哗。不能被部门、地方、集团利益胁迫。只要立足于国家和国民的根本利益，人民一定会理解和支持的。必须尽快结束中国对外国支付的巨额补贴。中国不能沦为美国的金融殖民地。一个正在纳贡的民族是没有资格讨论崛起的。此时此刻，仍然失误，将愧对列祖列宗，将无颜面对后世子孙。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步子过大和过快了。需要一个适度的吸收、消化、调整的过程。我们对于市场化和国际化都需要进行更为系统的梳理。中央可以提出总结、调整、巩固、提高的新八字方针。用三年到五年时间，理顺内部和外部极度扭曲的社会再分配体系。事实上，中国也确实面临极为迫切的内部分配结构的调整。请注意，中国最为迫切的不是产业结构升级，而是内部和外部分配结构的大调整。不要继续被别有用心者蒙骗了。我们需要深刻的财政制度和货币制度改革。我们首先需要暂时关起门来，集中精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奥巴马的时间和空间十分局促。他会被迫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逼迫个别经济大国继续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未来的国务卿希拉里提出了“智慧强权”的概念。笔者将“智慧强权”翻译为：以骗为主，间用暴力。美国的货币政策将不可避免地铤而走险。美国的内外矛盾未来会空前的尖锐。中国不仅仅要准备应付金融敲诈，中国还要准备应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残酷的贸易战争。甚至，不能排除任何形式的军事威胁和军事挑衅。
　　美式的社会主义货币政策就要终结了。虽然中国并不愿意成为这一终结的终结者。但是，中国人民没有理由承受持续的压迫和剥夺。中国也没有责任履行抚养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中国也应该从资本主义的货币政策中回头了。中国确实需要老老实实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该来的东西一定要来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压力从来就不是坏事。人民一旦知道真相，会无比团结和坚定，他们能够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
　　不要对奥巴马存有任何幻想。不要被漫天的谎言所迷惑。坚决扫除形而上学对意识形态的干扰。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人民都需要了解事实与真相。惟其如此，才能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紧紧依靠群众，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才能迎接未来严峻的挑战。
　　社会主义是现代人类文明共同的价值取向。有些国家只做不说，有些国家光说不做。社会主义，既可以成就民族国家的道德基础，也是可以创造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绝对不能成为庸俗的政治化妆品。社会主义一旦成为化妆品，即使是最伟大的帝国也会消亡。一个大气、智慧、高贵的民族，一定有勇气，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社会主义理想。欧洲曾经做到了，美国也曾经做到了。历史正在考验中国。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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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中国的管理层阅读前俄罗斯代总理E﹒T﹒盖达尔先生的着作《帝国的消亡》。建议领导人2009年的集体学习，邀请E﹒T﹒盖达尔先生，并请他讲解前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谈到反思改革开放，前苏联人是有发言权的。在那些充满血与泪的历史巨变中，有我们尚未参透的历史教训。
　　E﹒T﹒盖达尔先生用宽阔的历史视野、严谨的逻辑分析、翔实的数据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前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作为曾经的社会主义盟友，中国不能不对苏联解体进行深刻反思。在《帝国的消亡》一书中，有太多似曾相识的情节。《帝国的消亡》实在可以作为当代国人的一面镜子。
　　非常遗憾，E﹒T﹒盖达尔先生不是优秀的财政专家，更不是优秀的金融专家。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却没有能力提供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借助E﹒T﹒盖达尔先生提供的资料，用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重新梳理，试图挖掘帝国消亡的深层原因。
　　笔者惊讶的发现，前苏联问题并没有多少新东西。问题的焦点依然在财政。而且再次验证了笔者研究明史得出的结论：伤于财政，毁于金融（可参阅笔者文章《伤于财政毁于金融》）。
　　笔者认为，财政收入，分为广义财政收入和狭义财政收入。
　　首先，广义财政收入包括了税法和预算法确定的名义财政收入，以及名义财政收入之外的，用于公共开支补偿的一切收入。例如，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收入、公共机构的预算外非税收入、国有企业的不合理成本摊销和利润留成等等，都属于广义财政收入。当广义财政收入远远大于名义财政收入时，意味着国家正在形成食利者阶层，并逐渐开始失去效率。当广义财政收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50%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进入危险期；当广义财政收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75%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进入崩溃的边缘。
　　其次，狭义财政收入是指名义财政收入中直接用于国民福利开支的部分。狭义财政收入如果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例过低，意味着政府行政管理权限的丧失，政府将失去对于国民经济的控制权。当狭义财政收入低于国民生产总值5%的时候，政府已经陷入管治危机；当狭义财政收入低于国民生产总值2.5%的时候，政府将面临彻底崩溃。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形式的经济危机都会直接导致狭义财政收入的减少，政府很容易触碰到底线。政府为了挽救危局，通常会采取举债或滥发货币来填补狭义财政收入的不足。这就必然引发金融危机。
　　笔者将广义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高于75%和狭义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低于2.5%这两项指标称为政府的死亡底线。
　　前苏联正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同时跨越了这两条死亡底线。腐朽的精英阶层经历长期蜕化之后，成为不折不扣的食利者阶层。他们的愚蠢、浅薄和疯狂令人发指。他们对于财富的无止境占有，导致广义财政收入和狭义财政收入最终失控。他们终于将国家竞争力消耗殆尽，他们终于将政府管治能力消耗殆尽。当可怜的狭义财政收入再也无法满足民众最低福利需求的时候，政府除了大规模举债，就只能印刷卢布。财政危机最终转化为金融危机。剧烈的通货膨胀使经济危机演绎为全面的社会危机。最终，导致一个强大的帝国，在一夜间消亡。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精英阶层送上苏联历史舞台的政治小丑。他当然不会与精英阶层对抗。他当然也不会和西方对抗。他能够带给苏联国民的，就只剩下美丽的谎言。哪些谎言经过美国新自由主义者精心包装，成为了耀眼的改革新思维。任何政治承诺都必然需要付出经济成本。戈尔巴乔夫将成本来源寄望于西方的经济施舍。然而，轻易付出政治贞操的戈尔巴乔夫被廉价出卖了。一个伟大帝国的信用被他彻底糟蹋光了。出卖伊拉克，他仅仅获得科威特2亿美元贷款；出卖朝鲜，他仅仅获得南韩5亿美元贷款。而这些可怜而肮脏的贷款根本无法弥补狭义财政收入的巨大缺口。戈尔巴乔夫开始疯狂地滥发卢布。通货膨胀开始失去控制。卢布形同废纸。国家资不抵债，政府入不敷出，诺大的帝国竟然即刻破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留给他的将是永远的耻辱。他的祖国，分崩离析；他的人民，饥寒交迫。前苏联地区的生活水平退回到十月革命前的悲惨境地。
　　中国人需要警觉的是，二十年前苏联的教育、学术、传媒状况颇似今日之中国。美国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与苏联学者、专家以及管理层合流，制造了一整套辉煌的“发展计划”（其实是死亡规划）。貌似“高人”的苏联“赵括们”，颇似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机构的学者、专家。他们对于财政金融的真实感悟近乎白痴。但是，他们了解西方的语言范式，他们熟悉领导人心理需求，他们利用了民众求变的急迫心态，他们获得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有力扶持，他们终于有机会规划和决定一个大国的未来。遗憾的是，比赵括更可怕的是，他们坑杀的是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今天，中国的“才子们”搞出来的刺激经济计划，颇似二十年前苏联刺激经济方案。他们的焦点，依旧是无限放大广义财政收入；依旧是要彻底压缩狭义财政收入。他们要用公共开支和钢筋水泥耗尽政府最后的财力，他们要枯竭一切用于国民福利的来源，迫使政府缴械投降并实际破产。
　　西方学术和舆论始终在曲解苏联解体的真实原因。他们总是绕开财政问题，刻意导入政治体制因素。笔者拥有一些经济史知识，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你是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要你敢于跨越这条政府死亡底线，就必然消亡。这是铁律。这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如果，一定要讨论社会制度的话，那就是用人治还是法治守住这条死亡底线。如果，既没有有效的制度，又没有优秀的政治家，那结果就非常值得忧虑了。
　　在苏联解体的同时，另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那就是苏联的老对手德国。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在苏联开始分裂的时候，分裂的德国却完成了统一。德国的再度崛起绝非偶然，它有着极其深厚的思想基础。德国的成功源于佛莱堡学派的伟大社会实践。路德维希?艾哈德等伟大的思想家们，用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成全了他们的祖国（可参阅笔者文章《掠过佛莱堡》）。不仅如此，在德国统一之后，他们又制造了另一个帝国的雏形——欧盟。德国人的道路深深地吸引着一位年轻的苏联人。这个德国总理艾哈德的隔代粉丝后来成为了俄罗斯的总统。他的名字叫普京。
　　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严重的问题。尤其在财政问题上，我们已经进入了危险期，并逐渐在逼近危险的死亡底线。中国广义财政收入已经进入疯狂增长的状态，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迅速突破警戒线。与此同时，中国狭义财政收入迅速被蚕食，中国狭义财政收入也在迅速接近警戒线，中国已经开始采取危险的金融手段处理财政问题了。真正的危机不是危机本身，而是对于危机的无知和无觉。我们这个民族缺少必要的自信，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独立的思考者缺少必要的尊重。在瓦缶雷鸣之中，危机被系统地遮蔽和淡化了。尤为严重的是，华丽的瓦缶竟然真的能使黄钟毁弃。中国真正的思想家们被边缘化了。小丑们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冗长的逻辑和斑斓的废话之中，又一个伟大的国家再次陷入滑稽的梦魇之中。
　　2009年将是中国人艰辛而危险的岁月。内部和外部的矛盾集中并交织在一起了。我们将怎样面对复杂的局面？历史当然不会简单重复。但是，历史常常惊人的相似。
　　希望国人重视E﹒T﹒盖达尔先生和他的《帝国的消亡》。希望中国将来没有机会产生中国版E﹒T﹒盖达尔以及中国版的《帝国的消亡》。甚至未来中国也不需要普京这样的领导者。我们不能再走俄国人的路！
　　我们需要中国的“佛莱堡学派”，以及像路德维希?艾哈德那样的思考者和实践者。我们永远追求国家的统一，而不是分裂。我们永远追求自由，但是绝对不会放弃主体性。我们需要市场，但是绝对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要知道，号称资本主义的德国，数十年坚定不移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德国人的“社会市场经济”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镜鉴。当然，中国人也不会走德国人的路。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像德国人那样独立思考；至少，我们可以尊敬我国独立的思考者；至少，我们应该允许独立的思考来测试主流逻辑的正确性。
　　笔者十分认同胡锦涛总书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三项重要原则。其中，不折腾本质上就是财政原则。通过财政制度与政策的变革，治理穷与不公，天下必无人折腾。中国只要能够持续降低广义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只要能够持续提高狭义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政府只要远离死亡的底线，就能从容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任何危机。
　　笔者认为，中国无需惧怕来自内部和来自外部的任何危机。最严重的危机早已经被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现实的危机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你爱这个国家吗？你爱这里的人民吗？如果你的爱是真的，你为什麽会允许你的政府去冲击死亡底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