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两国恶性通货膨胀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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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与1945～1949年的中国所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是人类有史以来两例最经典的恶性通货膨胀。检索国内外文献，发现尚未有学者对此展开比较研究。比较两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可知：虽然两国恶性通货膨胀具有诸多共同特性，但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两国货币发行量与物价涨幅有别和通货膨胀恶性程度不同两方面。通过对纸币发行量、物价上涨幅度、汇价贬值程度等几方面数据分析可知，中国恶性通货膨胀较德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键词：恶性通货膨胀；中、德比较研究；共同性；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F821.5；F064.2；F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8-0046-15
　　作者简介：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海　200020)
　　
　　一、选题理由与文献回顾
　　
　　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滞胀”后，关于通货膨胀的研究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各国政府自此纷纷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即由以前的追求充分就业转向物价稳定，将治理和预防通货膨胀列为政府的主要工作。由于现在各国纸币是完全的信用货币，已解除了各种“外部锚”对其的约束，当政府存在巨大财政赤字之时，政府和中央银行往往会出现通过发行货币予以弥补赤字的冲动，因此现有的纸币本位制很容易引发通货膨胀。所以治理和预防通货膨胀始终是一个世界性的热点课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所经历的恶性通货膨胀与1945～1949年中国所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被看成是世界货币史上恶性通货膨胀的两个典型例子。因为截止目前，除了1946年匈牙利极端的通货膨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外，人类有史以来鲜有出其右者。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兴趣。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进行了研究。1931年富兰克出版了系统研究德国恶性通货膨胀时期价格与生产的专著《德国恶性通货膨胀中的兑换、价格与生产(1920-1923)》(Exchange，Price and Production in Hypezintlation：Germany，1920-1923)；1937年美国康乃尔大学的沃伦与皮尔逊教授在他们的著作《世界价格与建筑业》(World Priceand the BuildingIndustry)一书中，对德国恶性通货膨胀作了这样直观的描述：如果将1923年德国通货膨胀的数据绘成柱状图，其长度将达到200万英里。其后荷兰经济学家劳森与彼德森1969年出版了他们的专著《1918～1923年德国通货膨胀》(The German Inflation1918-1923)，对德国通货膨胀发生的背景、状况及其后果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年美国的林格编著了《1923年德国的通货膨胀》(TheCerman Inflation or 1923)。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1975年在他的著作《货币的来龙去脉》(Money：When ItCame，Where It Went)中对德国的通货膨胀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唐•帕尔伯格(1993)《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An analysisand history of Inflation)，则将德国恶性通货膨胀作为经典的通货膨胀事例予以探讨。
　　相比而言，对于1945～1949年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并没有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只有个别经济学家提到，如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1992)在《罗斯福、白银与中国》(SilverandChina)一文中认为，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唐•帕尔伯格(1993)于上书中对中国恶性通货膨胀研究也给以一定的篇幅。国内虽然历史教材、价格史、财政史等方面的著作有所涉及，但并不深入，最有价值的研究当推曾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公权的《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该书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并从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的角度对中国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及其严重后果进行了剖析，是后人研究此问题的基石；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和吴冈《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史料》，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史料。近年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24-1949)》第二辑，《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1927-1949年)《财政经济》、《四联总处史料》以及中央、中国、交通银行等大量档案史料相继整理出版，则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几年前笔者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较系统、深入地研究，发表过“论国民党政府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与原因”及“恶性通货膨胀下的上海金融”等论文。
　　但是，检索国内外文献，发现尚未有学者将这两次典型的恶性通货膨胀进行比较研究。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会发生经典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它们有哪些共同点?又有哪些相异之处?本文将逐一予以比较和分析。
　　
　　二、中、德两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共同特性
　　
　　根据货币学原理和通货膨胀理论，结合经验数据分析，笔者认为，中、德两国恶性通货膨胀呈现出以下四方面的共同特性：
　　
　　1．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
　　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一个著名论断：“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种货币现象。”中、德两国经验数据证明，乞灵于印钞机，短时间内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过多的货币追逐更少的商品”，是两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与特征。中、德无一例外。
　　德国的货币供应量在战前约为60亿马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增加较快，至1918年11月17日宣布停战为止已增至284亿马克，相当于战前的473％，即增加了3.73倍(见第47页表1)。
　　  
　　但德国的通货膨胀并未随大战的结束而终结，相反在战后出现了奔腾式发展，陷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深渊。从1922年初到1923年底，在2年的时间里，德国的货币发行量上升到天文数字，1923年底，德国的货币流通总量，相当于战前的1280亿倍。
　   
　　中国恶性通货膨胀历程与德国如出一辙。抗日战争爆发初期，货币发行呈温和上升态势，1938年以后以每年翻番的速度增长，至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底，发行量较1937年6月增加了730.8倍，平均每月增涨率为6.7％。战后，纸币发行更远高于抗日战争时期，1945年底至1946年底，通货发行量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6倍，平均每月增涨率为11.3％，几乎为战时月增涨率的1倍；1947年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货币发行逐月加速提升，1947年发行量较上年增加7.9倍，平均每月增涨率上升到19.9％，至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前夕，法币的发行量较1937年6月增加了470704.4倍，仅1947年1～8月货币发行比上年增加了19倍，平均每月增涨率达到45.4％，换言之几乎每月翻番，法币已处于崩溃的边缘。1948年8月实行金圆券改革后，货币发行更进入疯狂的加速阶段，从8月至次年5月短短的9个月中，通货发行量增加了307124.3倍，平均每月增涨率高达307％，金圆券最终崩溃，国民党政权随之消亡。1949年5月货币发行量较1937年6月增加了1445.66亿倍(见第49页表3)。
　　  


         
　　  
　　从两国的货币供应量统计数字不难发现，不论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还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因军事开支急剧上升，两国都采用战时通货膨胀政策来动员资源，这不足为奇。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突出的通货膨胀总是发生在战争期间，几乎每一个政府都是以通货膨胀作为支付战费最方便的手段。”但与其他国家在战后纷纷采取措施收缩通货不同，中、德两国在战后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且较之于战后恶性通货膨胀，战时通货膨胀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2．物价疯狂上涨
　　通货恶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疯狂上涨。两国物价都经历了爬行、小跑与狂奔3阶段，它们的共性是在战争初期涨幅不大，后期有所加快，战后逐步进入疯狂上涨阶段，最后则将物价推高到天文数字。
　　1918年11月停战的时候，德国的物价已较1913年上涨了117％，战后物价上涨速率加快，次年物价上涨了247％，是4年大战期间总涨幅的1.5倍。一年后又大涨约11倍。1921年11月价格开始步入疯狂的攀升阶段，1922年批发物价指数为45205，是1913年物价的448倍。1922年后，螺旋式上升进入加速阶段，至1923年底物价指数已高达约143万亿，是战前物价的1.4万亿倍多。战后5年物价上涨了66亿倍。
　　至于中国，因缺乏全国的统计数字，我们选用上海批发物价指数。由于近代上海在中国处于经济中心的地位，因此除了抗日战争后期一段时间外，大部分时间上海物价对全国物价居于领导地位，特别是批发物价，上海对全国各地物价形成更具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可以说上海的批发物价走势基本能反映全国的物价总趋势。
　　与德国一样，中国的物价在抗日战争最初2年处于小幅爬升阶段，1938年后涨幅加大，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进一步加快，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物价指数为8640000，是战前物价的86400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物价涨幅要大得多，原因在于两国筹措战费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德国通过发行战争公债和有价证券筹集了70％的费用，增税和印发纸币各占15％。抗日战争前，中国政府的税收支柱是关税、盐税和统税，这些税收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抗战爆发后这些地区先后沦陷，关税和盐税更为日本侵略者所劫夺，因此国民党政府税收大幅度减少；而公债迭经整理，政府债信已荡然无存，战时政府曾试图发行公债筹措战费，但应募者廖廖，加上中国抗日战争的时间更长，反侵略战争极其艰苦，中国经济基础薄弱，所以政府对纸币的依赖性更重。
　　抗日战争胜利后，物价在经历了一个短暂回落后又急剧上升。8月中旬，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后，群情鼓舞，人心思定，物价突然下跌。同时，人们顾虑债务会在币制改革中吃亏，一改过去借债囤货、重物轻币的风气，纷纷脱货求现，甚至贬价求售，物价急剧下泻，9月上海的物价指数较8月下跌36.4％，黄金价格由中储券1400万元跌至230万元，跌幅达83.57％，许多股票价格跌去2/3。但是，这种下降趋势只是昙花一现，10月以后，上海的物价指数迅即回升，12月已达88544.2，比9月上涨5倍。步入1946年后，物价涨幅更大，12月物价指数为681600，较上年涨6.7倍。1947年物价涨势开始转猛，特别是2月中旬黄金政策失败以后，物价上涨速度成倍提高，年底物价指数为10063000，比上年上涨13.76倍。1948年，上海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奔腾不止，至8月19日，物价指数已达564570000，比1947年底上涨了55.1倍。其他黄金、美元、米等价格的上涨倍数，也都跳跃式腾升。8月19日，每石米价5833万元，黄金每10兑换508000万元，美元兑换1070万元，分别比上年底上涨62倍、60倍和78倍。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实行金圆券改革，但很快宣告失败，于是物价上涨更为疯狂，已由以前每月上涨、每周上涨变为天天上涨甚至一天数涨，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上海物价已达天文数字，折合成法币为36366×10的11次方，即3636万亿，约为战前1936年物价的34万亿余倍。战后物价指数如从1945年底算起，至1949年5月，4年5个月共上涨了约411亿倍。可谓刷新了人类物价史。
　　
　　3．通货不断贬值
通货价值分对内、对外二种。对内价值指货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对外价值则通常以黄金、外汇来度量。
　　(1)货币的国内实际购买力极度贬值
　　货币发行超量、失控，物价疯狂上涨，结果货币必然严重贬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马克价值的贬低，就好比一艘航空母舰不断地缩小，最后缩减为一粒豌豆。中国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
　　  
　　上表直观地说明了法币和金圆券的实际购买力是如何成倍地缩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对此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形象化的分析：100元法币的价值在抗日战争前(1937年6月)可以买2头黄牛，到抗日战争结束(1945年)只能买2个鸡蛋，1946年只能买1/6块固本肥皂，1947年只可买1只煤球，1948年8月19日只能买0.002416两大米(每斤16两)，1949年5月只能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2)对外价值空前下跌
通货对内价值严重贬低，必然导致对外价值暴落。由于物价疯狂上涨，货币实值持续下跌，受预期心理和恐慌心理驱使，为了保值、增值，除了物资，人们还竟相追逐外汇，引致对外汇的超额需求，价格遂盘旋而上，节节攀高。
　　由上表可知，马克对外汇价，随着通货膨胀加剧而加速下跌。1914年1美元合4马克，1919年初跌为9马克，1920年1月底再跌至64.8马克。1923年1月法国、比利时进占鲁尔区后，马克汇价出现暴跌，至1923年底，1美元竟折合4.2万亿马克。
　　下面我们来看中国货币汇率贬值。
　　  
　　无巧不成书，1937年6月中国货币的对外价值与1914年时的金马克差不多，1914年马克兑美元为4:1，法币兑美元是3.42:1。与马克一样，法币在战时贬值尚缓，但幅度大于马克，马克为1倍，法币是4.85倍。但与战后汇价严重暴落相比，这时的贬值简直不值一提。抗日战争时期法币汇率相对稳定，主要是由于先后成立了中英、中英美平准基金，政府刻意维持汇价以及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国际社会为配合中国反侵略战争，美国、英国等对中、日资金实行冻结，因此抗日战争中后期，外汇基本上有行无市，汇率涨幅远小于物价。前面我们已述及，从1937年6月至1945年底，上海的物价上涨了895倍，但至1946年1月，法币合美元汇率仅上涨405倍，还不到物价涨幅的一半。
　　战后随着法币及其后金圆券的纷纷出笼，它们的对外价值加速贬低，汇价涨势已后来居上，1946年底以后汇价往往成为物价、金价等百物上涨的引领力量，涨幅大大超过物价。至1949年5月，上海的汇价是1金圆券合2328万美元，如以1:300万的比例折合法币为698.4万亿元，远大于1923年底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比价，这个汇价较1937年6月上涨了204211亿倍，而同期物价上涨了约36000亿倍，是物价涨幅的5.67倍。自1946年后，汇价涨幅远高于物价，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恶性通货膨胀时期伴随着国内通货对外价值的暴落，必然出现外币替代现象；第二，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不断缩小，时局日趋动荡，资金纷纷外逃，而逃资的最佳选择是外汇。
　　
　　4．逐渐丧失价值储藏和交换媒介的职能
　　物价飞涨、币值日落，人们拿到纸币后，就象拿了只烫手的红薯一样想赶快扔掉，一拿到钱，就尽可能马上用掉，“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以致于人们一拿到工资就要跑步到商店去购买商品，否则下班后购买，物价又高涨，纸币又贬值了。在德国，据说有位顾客进酒吧后，一下子叫了两瓶啤酒，因为他担心一瓶还未喝完，啤酒又涨价了。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有个人用手推车装了钱准备买食品，给小偷盯上了。小偷趁他不注意时把钱丢在地上，推着车子跑了。无论是马克还是法币、金圆券都已丧失价值储藏的职能，到后来并丧失交换媒介的职能，两国都出现了货币替代现象。在德国，随着马克失去信用，各种形式的货币或非货币开始充当交易媒介，据统计至1923年秋，在德国流通的各类货币达2000种。在中国，人们在核算成本、利润时纷纷改用米、金、银、外汇等为单位，支付工资采用米、生活指数或者外汇。上海市场大宗交易，如买卖房屋、地产、机器，甚至顶房子，都以黄金计价。最后，两国商品交易甚至均发展为以物易物。
　　
　　三、中、德两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差异性
　　
　　虽然，作为通货膨胀的经典事例，两国在恶性通货膨胀方面呈现出很多共同点，但也仍然存在着一些差异性。
　　
　　1．两国货币发行量与物价涨幅有别
　　从通货发行量与物价上涨关系来看，中、德两国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德国不仅在大战期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大于物价上涨率，而且在战后也是如此，1913～1918年德国货币供应量增加4.73倍，而物价只上涨2.16倍；1922-1923年发行量增加了34826亿倍，物价约上涨32亿倍。中国仅在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底以前法币供应量增长率大于物价上涨率，1938年底发行较1937年6月增加1.64倍，物价上升1.14倍；1939年两者的增长幅度基本持平，发行指数与物价指数分别为战前的3.04和3.08倍，即物价涨势已略微领先于发行增幅；1940年以后物价涨幅超过发行，1945年底，法币发行量较1937年6月增加了约73l倍，同期上海的物价指数上涨了约895倍，大于发行164倍。战后物价上涨速度更大大超过发行速度，越到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期，物价指数与发行指数的乖离率越大，1937年6月至1948年8月底，法币发行增加了470704倍，物价上涨了5714270倍；但从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仅9个月金圆券的发行就增加达307124倍，物价则更增加6441362倍，比自抗日战争以来至法币停止发行时止的物价总涨幅还大。1937年6月至1949年5月，纸币发行共增加了约145亿倍，物价上涨了3600多亿倍。
造成两国物价涨幅与货币发行速度不同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德国是大战的发动者，除了在战争末期，它曾占领过很多国家，其货币流通范围随其占领地的扩大而扩大，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货币量增长几乎1倍于物价上涨的原因。在占领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资源的掠夺与补给，所有的侵略者都一样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这无异于在本国经济体外，没有支付任何成本就筹措到了大量“战争经费”，而且是实物性经费，大大节省了纸币的发行。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是被侵略国，东北、华北及东南沿海富庶之区大片国土曾被侵略者占领，政府被迫一迁再迁到西南等经济落后的地区，法币在大量发行的同时，流通区域大大缩小，因此1938年反侵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后，物价的上涨率开始超过货币发行率。
　　第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曾在东北、华北、内蒙古、上海等地发行大量伪币、军用票，进行货币战并以此为工具掠夺中国物资，这部分发行量并未计入，但物价却通过货币与物资的交换使各类货币供应量在市场中集中反映出来，因此，战时货币发行量与物价指数统计数字并不对称，显然货币仅包括法币，被严重少算了。
　　第三，战后德国通货发行量增长仍高于物价上涨，一则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延续时间较短，只是在1921年底协约国强迫德国接受巨额赔款以后才开始，至1923年底即告结束。与此同时，在美国、协约国、德国所组成的战债、赔款、贷款三角形国际资金循环系统中，为数颇巨的短期外资流入德国，大大减轻了国内发行的压力；二则在这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德国物价稳定，因此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敏感性较低，通货膨胀预期并不强烈，对物价上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当时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尚处于努力恢复金本位制阶段，金或银本位制的最大特点是货币供应量受制于外在硬约束，通货紧缩较通货膨胀更容易发生。事实是20世纪20年代初世界经济就出现了战后萧条与通货紧缩，世界物价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欧美发达国家间基本遵从“一价定律”，国际间物价互动性较强。所有这些因素对正处于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的德国物价上涨有相当地缓冲作用。中国的情况则不然，经过8年通货膨胀，民众对通货膨胀已十分敏感，战后物价一旦由跌转升，人们便纷纷想方设法尽快用掉手中的货币，购货或囤货，一方面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另一方面制造了很大部分的“虚假需求”，使本已短缺的物资更趋紧张，更多的货币追逐更少的商品，必然进一步推高物价。抗日战争后不久中国又爆发了内战，战争使交通梗阻、物资流通不畅，战争还破坏生产，严重影响产出。换言之，战争一方面增加了物资消耗，另一方面使物资供应减少，根据供需理论，供需缺口增大，物价必然上涨；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法币、金圆券流通范围越来越窄，物价随之不断跳升。再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20世纪30年代各国放弃金本位后，世界已进入不兑现纸币本位时代，战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各国都程度不同地奉行通货膨胀政策，世界物价普遍出现上涨，因此国际贸易传导机制对中国物价上涨不但没有任何抑制作用，相反还具有一定的助涨作用。凡此种种决定了中、德两国通货发行量与物价上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2．通货膨胀恶性程度存在差异
　　关于两国恶性通货膨胀程度何国更甚，我们拟从纸币发行量、物价上涨幅度、汇价贬值程度等方面来予以判断。就纸币发行量而言，表2提供的德国数据有高低起伏，由此可推断，此发行量肯定不是发行余额，而表3所示则为中国的发行余额。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因此中、德两国货币发行量具有不可比性。
　　再看物价上涨幅度。德国40种基本商品批发价格指数从1913年战前的101，至1923年底上升至1429×1011，约为战前物价的1429×109倍，仅战后5年物价就上涨了66亿倍。中国如果以1936年物价指数为1，那么1949年5月的物价是战前的343×1011倍，是德国的24倍。1945年底至1949年5月，战后4年5个月共上涨了约411亿倍。可见中国通货膨胀无论是总体还是战后分时段，上涨率均远大于德国。
　　最后来比较汇价贬值程度。1914年至1923年，德国纸马克对美元的贬值幅度是168×1011，换言之，马克的对外价值贬值率大于国内物价上涨率，其中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为了支付赔款，必须提高德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有意采用低汇率政策，即汇率存在低估的倾向。这可以从战后德国货大量挤占西欧市场，给法国战后经济重建和复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而使法国大为恼火上得到佐证。中国法币兑美元情况为：1937年6月1美元合3.42元法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抗日战争胜利，官方汇价长期维持在1:20，实际是有行无市，根本不能反映市场实际价格。战后当局出于种种原因，采取鼓励进口的政策，因此与德国完全相反，实行汇率高估。虽然迫于压力，战后官方汇价多次调整，但并非根据市场供求形成价格，而以行政的、人为的定价为主。从1937年6月到1945年5月，中国货币兑美元，贬值727500倍。而同期中国物价上涨了3639亿倍。由此可知，中国货币的对外价值被严重高估，根本没有反映货币的对内价值。正因为汇率被高估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因此战后进口货充斥国内市场，严重妨碍了民族产业的复兴。相反只要能获取外汇或外汇配额进口到商品，就能利市百倍。出口则因成本高昂，根本无利可图，进而亏折累累，只有在政府采取鼓励优惠政策初期，略有薄利，形成一定的出口量，随着国内物价的跃升，转瞬又呈入赔累累的状况，于是出口便再次陷入停顿阶段。国际收支有出无进，贸易逆差日益扩大，加上华侨汇款也主要流向黑市，国家外汇很快枯竭。不当的汇率政策，不但没能在阻止通货膨胀演化上发挥任何效用，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尽管存在德国汇率低估、中国汇率严重超常高估的情况，但1947年2月黄金政策和1948年8月金圆券改革先后失败后，中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开始加速贬低，汇价涨势后来居上。解放战争后期，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打响和北平、南京等城市的相继解放，以及大规模逃资现象的发生，汇价涨幅更超过物价，1949年5月，上海的汇价是1金圆券合2328万美元，如以1:300万的比例折合法币为698400亿元，远大于1923年底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比价，这个汇价较1937年6月上涨了204211亿倍，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汇率贬值程度的19.5倍。
由上可知，除了货币发行量具有不可比性外，中国汇率贬值程度是德国的19.5倍，物价涨幅是德国的24倍。因此，毋庸置疑中国通货膨胀的恶性程度较德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中、德两国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分析
　　
　　通过考察人类发展史，我们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通货膨胀常常“与战争一同到来”，战后物价逐渐回落，甚至出现通货紧缩。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通货膨胀并没有随战争的结束而终止，相反货币发行量与物价上涨倍数都达到了天文数字。为什么中、德两国会出现有悖于历史常规的现象?是什么原因促使两国战后通货膨胀恶性到如此的程度?这是十分值得探讨的。
　　
　　1．德国爆发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
　　(1)最根本的原因是纸币超量发行
　　(2)直接诱因有二：
　　一是战争创伤和支付巨额赔款。四年大战，使德国元气大伤，丧失了1/7的领土和1/10的人口，原有殖民地及在外债权完全丧失(林格Ringer，1969)；煤产量减少了1/3，铁矿生产能力减少了3/4，高炉数量减少40％，铸造厂减少了10％(劳森与彼德森LaursenandPederson，1964)；1919年的工业生产倒退到1888年的水平；工商业凋敝不堪，政府财政枯竭，数百万士兵无业可就，数百万军需工业工人需另谋出路。因战败被迫向协约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通过讨价还价最后确定的赔款总额仍高达1320亿金马克，正如J.M.凯恩斯所指出、1924年道威斯(Dawes)委员会报告所承认的，这一赔款额远远超出了德国的承受能力。
　　二是鲁尔工业区战后被法国和比利时占领。鲁尔工业区是战前德国最富庶、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全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23年1月法、比军队占领鲁尔工业区，更将德国的经济推向绝境。在这样恶劣的经济背景下，德国政府只能乞灵于印钞机，于是大量纸马克纷纷出笼。1923年初，70％-80％的财政支出靠发行纸币来弥补，到8月底，这一比例骤升至99％。其时正在德意志银行任职的布莱西亚尼•特洛尼(Bresciani-urroni)对当时疯狂印制纸币的情景进行了生动地描绘：“到1923年10月底，全国已经有30家造纸厂生产印钞用纸。”尽管德意志银行的印钞机器设备优良但已不能满足需求。在柏林和全国各地大约有100家私人印刷厂开足马力印制马克纸币。这些工厂雇佣了1000名妇女在发送车间清点即将外运或捆好的纸钞。德国通胀史上最奇特的文件要数1923年10月25日报纸上登载的德意志银行备忘录了。这家银行宣布，在这一天里纸钞发行数量达到了120×10的15次方纸马克，而当天的纸钞需求量却是1×101818德意志银行表示它将竭尽全力满足需求，同时宣布有希望在本周末将纸钞印刷量提高到0.5×101818。
　　(3)国际收支逆差
　　贸易逆差日甚一日，战争赔款破坏了国际收支，致使马克对外国货币贬值，间接引发通货膨胀。
　　(4)预算不平衡
大战期间已出现预算赤字。战后由于工业化和政府服务的扩张，预算赤字急剧增加。1919-1922年政府收入仅占支出的30-44％，1923年更剧减至10％。政府服务的增加主要靠印钞来维持。
　　(5)马克投机
　　巨额赔款、纸币过量发行和国际市场对马克的投机，导致马克汇率大幅下挫，而马克对外价值严重贬值反过来又影响其国内购买力，助推国内物价上涨。
　　  
　　
　　2．中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
　　(1)财政赤字巨大，完全由发行纸币来弥补
　　抗战胜利后，由于没能增辟新税源，旧税又有豁免，复员、建设、救济工商业，在在需款，国民党政府支出有增无减，财政赤字更为严重。国共两党由对抗、冲突到发生战争，军费支出猛增，财政赤字益巨。而通货膨胀的加剧又使国民党政府税收实值极度萎缩，支出进一步增长，政府支出的进一步增长反过来又促使通货膨胀更加恶化，财政收支更不能平衡，赤字呈几何级数上涨。
　　弥补财政赤字最稳妥的方法，是开辟税源、发行公债，这样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但是，正如蒋介石所说，增税“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也是很迟缓的，而在今天的中国，这就尤为困难”。在通货剧烈贬值的情况下，“发行公债也非常困难”。为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便更多地倾向于向国家银行垫款，1945年银行垫款占全部支出的66.8％，1946年占57％，1947年占67.2％。为应付政府垫款，中央银行便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
　　(2)内战的影响
　　由内战而引发的军费膨胀是政府财政出现巨额赤字的主要原因。
　　(3)通货发行超量，大钞不断问世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央银行的主要精力已被牵制在如何开足马力印刷钞票，应付政府需要，正常的金融业务已很少能顾及。因此从1947年1月开始，不断有大钞问世。大钞的发行流通既是通货贬值的象征，又直接刺激物价狂涨。合法币由于印钞机赶不上物价上涨，纸币面额越印越大。以大额关金券为例，面额由250元合法币(合法币5000元)、500元(合法币10000元)，发展到1万元(合法币20万元)，最后甚至出现2万5千元(合法币50万元)和5万元(合法币100万元)券。伴随着纸币面额越来越大，恶性通货膨胀的浊浪也一浪高过一浪。
　　(4)决策失误
　　首先，对中储券处置失当。1945年9月28日，政府宣布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这一兑换率的确定是极不合理的，当时的实际物价水平，上海仅比重庆高约50倍，与整个法币流通区域的物价相比，上海物价只高约35倍。很显然中储券的购买力是被严重低估了，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于是后方游资纷纷涌向上海竞购物资，刺激一度下跌的物价飞跃上涨。除外政府还规定中储券限于4个月内兑换完成，每人最多兑换5万元法币，在兑换期截止以前，中储券仍准许在市上流通。因此中储券持有人在兑换期前尽量套购货物，并把兑换限额外多余的伪币都用来抢购物资。不合理的兑换率、兑换期限过长及无根据地限额兑换等措施的出台，助长了抢购风的兴起，致使过多的游资涌向上海，对抗战后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很快由跌转升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次，对战时压抑的购买力在战后喷发掉以轻心。在漫长的战争年月，由于物资严重匮乏，人们的消费需求受到很大的压抑。胜利后，这种长期积累下来的延迟消费需求得到了总爆发。政府却掉以轻心，过高地估计了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总供给能力，从而作出了错误的决策：对战时所采取的各项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废除。政府当局认为，具有较强生产能力的东北和台湾的光复、国际贸易的恢复，政府掌握相当多的黄金、外汇、敌伪物资等，对增加市场供给，吸纳人民手中过剩的购买力是有帮助的，再加上战争胜利所产生的有利的心理因素，因此在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尚未恢复常态以前，过早地放弃对物价、分配、资金等管制，事实证明是极为有害的，使社会久久不能走出无序状态。
　　再次，不合理的汇率、进出口政策。1946年3月4日，南京政府正式开放外汇市场，把法币的对外汇率定为1:2020美元，以当时国内的物价上涨程度来说，法币的对外价值是被严重高估了，于是外国货排山倒海般涌入中国市场。出口因汇率高估，不敷成本，而处于完全停止状态。外汇有出无进，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外汇储备逐渐枯竭，外贸没能成为战胜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而在社会动荡背景下形成的人们对外汇的偏好、资金外逃和外汇投机等，更加剧了国家外汇储备的消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维持固定汇率的政策，改采机动汇率。国家汇率频频提高，一方面直接刺激进出口物品价格提高，在比价效应的驱使下，一般物价水平也随之高涨，从而引来社会的一片责难声，汇率被认为是促进物价飞涨的直接诱导因素。南京政府的汇率政策因此面临两难选择，即每当官价汇率长期不变，远远低于市场汇率的时候，出口商的利益就受到严重损害，出口停止，侨汇大量流入黑市，进口商和投机家大牟其利；相反，如果官价汇率调整过频，则加剧纸币对外贬值，反过来又推动了一般物价的上涨。
　　(5)货币流通速率加快
　　从费雪方程式MV=PY可知，社会有效货币供应总量是由货币量M和流通速度V共同构成的，货币流通速度越快，社会有效货币供应量就越多，物价上涨越快。抗日战争前，上海存款通货月流通速率为2，1947年上海商业行庄存款通货每月平均流通速度，1月最低为19.77，2月即跃升至24.63，5月已高达36.6，即通货的月流通速率已超过每月金融机构的营业天数(当时上海银行的月营业日数为26天)，12月最高为61.49；1948年，9月实行限价政策时最低，为15.76，最高是7月达108.56，年底仍高达100.82，这时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已高达到每日3.88次，最高每日达4.17次，一笔活期存款一日之间4易其手。美国货币流通速度最高的一年是1929年，但纽约每月平均流通速度不过10.37，与美国相比，上海的货币流通速度已高得可怕。正由于通货流通速度加快，因此物价上涨率会几倍于通货量的增加率。物价上涨越快，存款不如存货的心理越发展，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就越快，而通货流通速度越快，社会有效货币供应量更多，物价越发上涨，形成螺旋式推进，加速了货币制度及国民经济的崩溃。
　　另外对通货膨胀的敏感度，心理预期等对通货流通速度的加快也有一定的影响。经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后，中国人民对通货膨胀已十分敏感，因此一旦物价由跌转升，人民马上会作出反映，不愿储藏货币，拼命抢购物资，重物轻币，尽最大可能地变钱为物。于是购货者大增，创造了很大一部分虚假的社会购买力。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物价大涨小回或有涨无跌，使人人对物价看涨，因此通货的流通速度会更快。
　　(6)疯狂的投机活动
　　货币学理论认为，当人们感到通货膨胀时，会出现一个由货币到商品的运动，即人们不愿意留钱贬值，而愿意立刻变钱为货，留货保值。投机是通货膨胀的孪生物，通货膨胀越是恶化，投机越是疯狂。投机活动越强，则货币的流通速度越高；货币流通速度越高，则象征有效游资的数量越大，投机活动越强。战后投机的主要对象是黄金、美元、商品物资及股票。当股票、黄金、美元的价格变动，与一般物价发生关系时，则投机所引起的股票、黄金、美元的上涨，就会刺激物价上涨。
　　值得一提的是，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的投机力量中，还包括一部分无投机之心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囤货行为，与其说是投机，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保值、图存。另外每次物价波动时，政府公用事业及交通邮电跟着涨价，对物价进一步上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德两国虽然分属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和战败国，两国触发恶性通货膨胀的直接诱因有所不同，但大战使两国物资严重消耗，国民经济倒退，两国战后都面临重建的重任，财政收支难以平衡本在预料之中，因赤字引发通货膨胀，最终演化为经典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十分值得深思的。
　　
　　五、余论
　　
　　为了中止如同癌细胞一样疯狂扩散的通货膨胀，在恶性通货膨胀后期，中、德两国都曾采取币制改革措施，发行新币，高比例收兑旧币。德国取得了成功，创造了“新马克奇迹”，币值很快稳定下来。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也迅速由无序转为有序，通货恶性膨胀、物价疯狂上涨态势得到有效遏制。自1924年10月11日起，德国实际上已以金汇兑本位的方式，恢复了金本位制。在反恶性通货膨胀中建立起来的德国中央银行，成为世界各国独立中央银行的典范，其独立性甚至较美联储更胜一筹。在独立的德国中央银行的领导下，加上人民痛恨通货膨胀，德国马克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之一，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爆发国际能源危机，世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之时，德国不仅通货膨胀率最低，还从每年约7％降至5％以下。马克以其持久的稳定性赢得了国际声誉，2000年成为欧元改革的基石。
　　但是，中国的金圆券改革却失败了，金圆券成为世界金融史上最短命的一种货币(后来发行的银元券除外)，之后物价更如断线的风筝直冲云霄。伴随着财政经济金融货币的总崩溃，国民党政权很快垮台，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
　　同样作为反通货膨胀的重要举措，为什么新马克成功了而金圆券却失败了?其一成一败给今天治理和防止通货膨胀又有哪些启示?笔者将另文深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