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亡之秋 - 向松祚

mjy

中国金融战略之两翼

2009-07-01



      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的战略拐点。它意味着我们必须站在全球高度，全面总结全球金融危机之根源和教训，总结中国过去30年成功之经验和不足，以此为基础，制定中国未来三十年和更长时期之发展战略。
　　一方面，金融危机深刻暴露和揭示了全球经济、金融、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冲突、不均衡和不稳定性，深刻暴露了美元霸权货币体系对全球经济之危害和风险。展望未来，任何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举足轻重的大国）思考和制定未来发展战略，必须将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之演变作为关键变量，加以全面考虑。另一方面，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取得世人瞩目之伟大成就。对外，中国成就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美、欧、日）之高度重视或警惕。尽管他们公开声称欢迎中国之崛起，然而，大国之竞争刀光剑影、十面埋伏，金融货币和能源（资源）则是他们希望遏制中国崛起之主要战场。对内，过去30年快速发展所依赖之战略和策略，可能无法继续适用未来30年和更长时期之发展和增长，此乃我国政府全力倡导自主创新、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内在原因。
　　战略拐点的核心是中国需要制定一个面向未来的总体金融战略，包括金融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应该说，过去30年，我们并没有一个全面的金融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战略。时易势移，“十二五规划”时期，金融战略需要上升到中国战略之核心位置。
　　许多重大问题，譬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香港金融中心的定位、港币的前途、国内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金融企业走出去、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之限度、人民币汇率政策、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资本账户之开放等等，乃至如何创造一个刺激内需的长效机制，如何推动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都必须依靠本国金融业之全面发展和创新，都需要放到总体金融战略上来加以考虑。
　　对未来国际金融和货币大势的四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国际货币体系将进入“战国竞争时代”，美元仍将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
　　“十二五规划”时期乃至未来20-30年，美元本位制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必将迎来深刻变革。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演变为一个寡头竞争、类似“货币战国时代”的货币体系。美元地位将相对下降，欧元、人民币、日元、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等其他主要货币之地位将相对上升。
　　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那就是美元远远没有象一些评论者所声称的：已经“彻底崩溃或破产”、“美元已经衰落”。国际货币地位，最终取决于货币发行国之科技、经济、军事实力和政治稳定度。纵观世界局势，尽管美元今日遭受世界各国的批评和质疑，美国目前依然深陷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但是美国之科技、教育、经济、军事实力依然雄踞全球龙头地位，与此相应，未来数十年，美元仍将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尽管地位将相对下降。我们不要因为某些“耸人听闻”之评论而错误的估计形势。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之根本是科技和经济实力之相对转换。未来数十年，美元可能从目前占全球储备货币之70%下降到60%、50%，从全球金融贸易结算货币之80-90%下降至60%-50%，它依然还是全球第一大货币。
　　金融危机刺激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大国深入思考本国的货币战略和国际金融战略。前不久俄罗斯高调举行圣彼得堡论坛，中心议题是俄罗斯卢布之前途，俄罗斯希望构造一个卢布货币区。刚刚结束的“金砖四国”峰会重点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心思变，世界思变，潮流势不可挡，我们需要抓住机遇，因势利导。
　　第二个判断：国际金融中心之竞争将愈演愈烈，世界金融中心格局将逐渐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转移。
　　我国政府决定全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世界高度关注（或警惕）。国际金融中心对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对国际经济秩序具有深远影响。一国拥有国际金融中心，乃是其综合国力强大之象征。纵观历史，世界大国无不高度重视金融中心之竞争。最近十多年，伦敦和纽约之“暗中较劲儿”，世人皆知。布朗为提升伦敦金融中心地位建莫大功勋而荣升首相宝座。1980年代以来，日本为推进东京金融中心不遗余力。近年来，美国高调支持印度孟买成为亚洲金融中心。4月2日之伦敦G20峰会，法国总统萨科奇突然发难，要将香港和澳门列为避税天堂，接受国际监管。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真正意图乃是制约香港金融中心之发展空间。
　　完全可以肯定，未来15--20年，国际金融中心之竞争将愈演愈烈，各国将不断出台各种措施，改革自身金融监管体系，构造良好金融基础设施，以吸引全球投资者。奥巴马政府上台只数月，就推出全方位金融监管改革之方案，旨在重整华尔街和美国金融帝国之雄风。毫无疑问，纽约、伦敦还会是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如果中国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上海和香港非常有可能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纽约、伦敦的第三大和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甚至位居更重要地位。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异常重要的现象是：香港和上海居于“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之中心。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从劳力、资金、贸易整合角度观察，“大中华区”最有条件构成一个庞大的货币区。香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与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直接相关，与“大中华货币区”之形成密切相关。
　　中国是否能够走出一个不同于英美金融发展模式的“新金融发展模式”，是未来全球金融中心竞争的核心力量和核心问题。相当时期内，英美金融模式仍然还会是一个全球主导的模式，华尔街很有可能在未来两三年卷土重来。
　　第三个判断：未来数年，发达国家经济体将陷入低速增长，出现“滞涨”之可能性不容低估。
　　最近数年，甚至直到我国“十二五规划”时期，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欧洲和日本尤其如此。然而，由于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毫无节制的货币扩张和财政赤字，加上美国的巨额外债和国际收支逆差，发达经济体出现“滞涨”之可能性绝对不容低估。更令人忧虑的是，发达经济体之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赤字所创造的天文数字货币量和信用量，将经由汇率动荡和热钱泛滥而冲击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恶性通货膨胀有可能率先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爆发。
　　今年以来，美国长期国债利率大幅度飙升（今年以来，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达80%，10年期和3年期国债之收益率皆大幅度上升），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上升，股市和外汇市场异常活跃，所有这些都是通胀之明显迹象。美国今年一季度的GNP平减指数上涨2.9%，亦是肯定的通胀信号。全球多国民意测验表明（包括中国），居民的通胀预期正在大幅逆转（从担心通缩转为担心通胀）。
　　综合分析各种数据，全球货币和信用扩张所创造的资金，已经有相当部分重新流入虚拟经济（股市、房地产、衍生金融产品、期货、外汇、债市），国际热钱开始加速流动。近期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攀升，并非是实体经济复苏之反映，而是信用资金流入虚拟经济之结果。全球已经重新出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严重背离，中国亦是如此，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必须认真研究，采取正确措施加以解决。
　　对于“十二五规划“期间的中国来说，假若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一直缓慢增长，甚至出现”滞涨“，将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出口将长期萎缩，另一方面通胀造成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将大幅度提升中国经济之资源进口成本，造成中国严重的通胀压力。
　　出口持续萎缩和进口通胀压力，将是未来国际经济环境最困难的两个方面。中国必须未雨绸缪。
　　第四个判断：金融危机触发全球产业大规模的分化、整合和转移。
　　金融危机将导致全球许多产业产生大规模、大范围的分化、整合和转移，包括金融业和制造业等很多产业。汽车行业的全球分化和整合仅仅是个开始。新一波全球产业分化和整合浪潮已经“波涛汹涌”。
　　我们必须认识到：新一波的全球产业分化、整合和转移，最大的收益者可能是日本。日本企业经历16年痛苦的“资产负债表修复”过程，目前似乎已经恢复元气，当然，日本产业之海外扩张和布局从来没有停止过，目前日本产业方面的整合力量甚至要超过欧洲和美国。此外，发达国家很多产业还是会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十二五规划”时期，能否将全球产业的分化、整合和转移，与中国的产业政策、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最近中铝集团入股力拓失败，民营企业收购悍马公司引发激烈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产业未来发展的基本困境。
　　奥巴马政府的基本国策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之内，重点推动三大类产业发展，来启动美国经济新一波的高速增长。一是清洁能源或新能源，一是生命科学或生物科技，一是以航天和航空科技为代表的军事科技。三大领域的主要竞争者主要是日本和欧洲。三大产业取得成功，又将深刻影响世界产业布局。中国亦必须提前制定相应战略和策略。
　　全球金融危机为什么是中国的战略拐点
　　战略拐点第一个层面的含义是：危机创造机遇，机遇需要战略。
　　回望大国崛起和衰落之历史，我们皆能清晰洞见每一个国家所历经的多次战略机遇和战略拐点。罗斯福面对1930年代“大萧条”之巨大挑战，成功“重塑”美国经济金融体系和世界秩序；1970年代西方遭受前所未有之“滞胀”，里根和撒切尔毅然发动“市场化革命”；经历文化大革命之中国经济濒临破产，邓小平以其雄才大略，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成功实现中国之战略转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恢弘的经济奇迹。它们是二十世纪人类经济历史上战略拐点之经典案例。
　　危机将此前隐藏的问题以最赤裸的方式展示在人们面前，迫使人们思考解决之道；危机唤醒和凝聚国民共识，让战略转折能够成功实现。
　　“十二五规划”期间和今后更长一段时期，中国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能否将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转化为真正的战略机遇。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重大考验和转折，每个国家都处在重要的十字路口。是否能够将危机转化为伟大的历史机遇，将决定未来各国相对实力之盛衰。
　　战略拐点的第二层含义是：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赖以实现的许多关键战略和策略，已经不可持续，需要根本变革。其一是对出口的过渡依赖；其二是“以市场换技术”之策略失败；其三是“重税收、轻金融”之传统没有根本改变；其四是区域经济过渡偏重沿海，中西部经济发展依然严重滞后；其五是人口政策面临根本调整。“十二五规划”和未来长期战略必须围绕上述五个重大问题展开。
　　战略拐点和战略转折之“两翼”：对外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对内以构建刺激内需之长效机制为核心，二者之结合就是金融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战略，金融对内放开要优先对外开放。
　　如何解决上述五大问题？（此处只谈前三个问题）。
　　其一，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就必须建立一个刺激内需之长效机制。
　　首先，刺激内需主要依靠人民收入水平之提高，必须对税收体制和收入分配结构进行改革，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其次是建立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失业保险和救济等等。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似乎还没有明确答案。有一点可以肯定：欧、美、日的社会保障体系模式不适合中国，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难以维系下去了，中国不可能照搬欧美模式来构建社保体系，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顺便说一句，最近联合国有关研究机构宣告：世界历史上出现的最好的医疗保障体系是毛泽东时代之中国所创建的社区医保体系（“赤脚医生”体系），短短二十年，让中国人平均寿命提升24岁，却没有造成财政的巨大负担。欧、美、日的社保体系，逐年累积起巨额财政支出负担，总有一天要崩溃。此结论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刺激内需之长效机制必须依靠现代金融服务之普及，没有现代金融或信用手段之帮助，刺激内需之长效机制永远是一句空话。据有关研究机构统计分析：13亿中国人民，真正享受现代金融服务之比例低于10%！好些人有个银行户头、存款取款，却没有享受任何金融服务。或许，美国之信用消费或超前消费严重过度，中国却是严重不足。没有金融或信用手段之推动，内需很难真正刺激起来。
　　其二，“以市场换技术”之战略失败，迫使我们痛定思痛，坚定自主创新之决心。然而，自主创新必须有明确坚定的产业政策为支点。
　　过去30年以来，中国产业政策之思维和意识似乎逐渐淡薄，或者虽然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却没有得到坚决贯彻执行。以汽车产业为例，历来都是重点扶持的支柱产业，然而迄今为止，横冲直撞、称霸神州大地的，依然主要是“洋货”，尽管是本土产的“洋货”。我们依然没有跃居世界汽车产业技术之前列，尽管我们是全球潜在最大的汽车市场。依照产能计算，我国许多产业位居世界冠军和亚军之位，却没有主导世界市场和价格之能力，钢铁和铁矿石就是一个显例。原因究竟是什么？就是缺乏明确的产业政策，从而导致很少有产业之技术能力和品牌实力能够称霸世界。
　　以坚定明确的国家意志强力扶持某些重点产业之技术进步，努力提升重点产业跃居全球领袖地位，实乃世界大国产业复兴之共同经验。美国对军事工业和其他战略产业之扶持历来如此；日本战后众多产业之崛起是现代产业政策最经典案例；韩国算不上一个大国，明确坚定的产业政策却让她在汽车、造船、电子等诸多行业占有重要地位；欧洲全力扶持空中客车，占领了全球大型商业客机市场之半壁江山，产业政策之重要，实在关乎国家兴衰！全球研究产业兴衰之顶级大师钱德勒，着有《电子世纪之发明—消费电子和电脑行业之史诗般的故事》，详尽总结美国当年忽视产业政策，最终导致消费电子行业从美国全面崩溃和消失（消费电子行业本来是美国人的发明），产业政策之成功则让日本数十年执全球消费电子之牛耳。
　　没有明确坚定的产业政策，就谈不上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的关键动力是企业之自由竞争。一方面，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外国资本以各种形式控制中国产业和企业，另一方面，却一定要鼓励中国民营资本或私人资本参与所有产业之竞争。体现国家意志之产业政策并不是非要国有企业来执行，应该允许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在所有产业领域公平竞争。这就需要需要进一步放松产业管制和准入门槛。
　　其三，必须尽快改变“重税收、轻金融”之思维，加速金融对内放开之步伐刻不容缓。
　　所谓依靠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主要功能，核心是依靠金融市场。中国的经济传统历来是“重税收、轻金融”，与英美“重金融、轻税收”之传统正好相反。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完全没有金融。改革开放以后，金融业逐步发展起来，商业银行金融体系建立起来了，股票市场得到快速发展，也有了初步的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等等。但是我国整个金融产业的竞争力还很弱，金融没有走出去，更谈不上国际化。全球金融危机似乎让我们突然发现，西方凭借金融的力量可以非常有效地让全球资源为之服务，他们通过金融工具占有全球的资源。金融危机教育我们，不掌握一般购买力的创造，就不能参与和分享国际一般购买力，终究要吃大亏。
　　不必过度担心向民营资本和私人资本大幅度开放金融行业，就会天下大乱。美国最高峰时期，全国有3万多家银行，百多年风雨洗刷和改革变迁，至今还有7000多家银行，许多银行都是社区性质，服务普通老百姓。我们的习惯思维，总以为金融对私人资本和民间资本放开，那些开银行的私人老板就会乱集资或携款潜逃，将风险留给政府。其实中国历史上有非常好的守信用传统，山西票号和浙江钱庄完全是民间金融，信用极佳。为什么金融对内放开就不能相信私人资本、民间资本？不能相信群众呢？
　　实际上，整个国家的金融行业全部掌控在少数几家国有银行和国有金融机构手上，风险往往更大。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有银行坏账比例超过40%，坏账总额高达数万亿。最后是依靠两条途径来解决：一是将坏账剥离出去，拿财政资金（纳税人的钱）为国有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二是刻意压低居民储户的存款利率，扩大国有银行之贷存款利差，让国有银行舒服赚钱来填补“坏账窟窿”。今后要是国有银行再次出现“巨额坏账”，可能还是要照此办理。这是真正的隐形金融危机，其损失丝毫不会低于今日所谓的“金融海啸”，只是没有那么吸引眼球罢了。前几年，好些国有证券公司因胡乱经营、纷纷陷入破产，最后不也是各级政府拿财政资金填补“窟窿”吗？与其如此，还不如对私人资本全面开放金融行业，才是振兴我国金融之正确方向。
　　没有国内金融业的对内放开和充分竞争，上海不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仅仅依靠几家国有金融机构能够支撑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吗？如果上海金融中心主要靠外资金融企业来支撑，那又怎么谈得上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呢？
　　金融对外开放战略应该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构建“大中华货币区”可能是最现实的选择
　　我国的对外金融战略，最重要和最迫切的就是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之重建。胡锦涛主席在去年11月的华盛顿G20峰会、今年4月的伦敦G20峰会和刚刚结束的“金砖四国峰会“上，始终倡导建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强调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是公正、公平、包容、有序的体系，必须是稳定、可预期、多元化的体系，这是高瞻远瞩的正确判断。
　　易言之，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不公正、不公平、不包容、不有序的体系，是一个不稳定、难以预期和霸权式的体系。如何改变这个货币体系呢？有人建议将IMF的特别提款权提升为国际储备货币或超主权储备货币，将IMF提升为“准世界中央银行”。然而，此建议并不具备实际操作性。对中国而言，最可行的途径就是贯彻胡锦涛主席的主张：“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增强流动性互助能力，加强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稳定。”
　　核心战略就是将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最重大的步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建设、香港金融中心之定位、未来港币之前途，必须与人民币国际化之现实步伐通盘考虑。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应该成为“十二五规划”最重要内容之一。

zhoudan

写得好，看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