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债务问题还在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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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140家规模企业停产 官方预警资金链风险

2012-07-26 17:04:40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有37人参与 1(1)

来自浙江省人大2012年上半年浙江省经济运行情况调研数据显示：温州市399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今年已停产企业有140家。

浙江省人大财经委在调研时发现，不少企业反映，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比2008年至2009年全球危机期间的更大、更持久，小微企业去年以来面临的困难正向大中企业传导。



调研还发现，该省的企业减少停产现象也增多，船舶、光伏企业减产停产现象比较普遍。

温州市399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今年已停产企业有140家，产值同比下降有2776家，下降面达57%。

另外，在市场需求萎缩的条件下，浙江省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库存压力上升，企业效益下滑，亏损额继续增加。今年1—5月，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降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6.6个百分点；亏损企业面达20.8%，同比扩大5.2%；亏损额增长71.5%。

另据浙江省经信委对千家重点企业季度调查显示，企业认为二季度影响出口的首要因素仍然是综合成本上升，占比57%。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用工成本上涨较大，部分企业反映，在近年来年均增长超10%的基础上，今年工人工资又比去年上涨15%左右。

二是融资贵的状况没有根本好转，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费用增长24.3%，其中利息支出增长36.6%，而小微企业利息支出增幅更是高达43.9%。

三是综合税费负担总体较高，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利润下降19%的情况下，应缴税金总额仍增长1.9%。小微企业成本压力最为突出，其主营业务成本占收入的比重为87.8%，分别高于大型、中型企业3.1个和2个百分点。

作为一个外贸大省，很多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均认为，订单不足成为主要制约因素。

针对浙江企业当前所面临的压力，浙江省人大以及发改委同时提出预警：一些地区部分企业因经营困难加剧，可能引发资金链断裂，并带来互保圈的潜在金融风险，需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加以防范和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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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谷二季度净利大降58.7% 为2010年来最低

2012-07-26 10:04:36　来源: 网易财经　有1人参与 0(0)网易财经7月26日讯 巴西淡水河谷(VALE)周三公布，第二季净利大降近6成，因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放慢导致对铁矿石的需求减少，分析称这种影响还会波及到未来几个季度。

淡水河谷第二季获利26.6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大降58.7%，为2010年第一季以来最低，且不及此前分析师平均预估的29.98亿美元。

淡水河谷称，主要新兴经济体（巴西、印度及中国）的增长势头已经放缓。

淡水河谷在中国的营业收入一直占到总收入的30%以上。2012年第二季度淡水河谷来自中国的经营收入为38亿美元，占全球收入的31.3%；去年同期来自中国的收入为50.05亿美元，同比下滑近24%。去年同期来自中国的营业收入占全部收入的32.6%。

淡水河谷的铁矿石售价为每吨103.3美元，较上年同期和今年第一季分别下跌29%和5.5%。

第二季净营收较第一季增长7.2%至121.5亿美元，但低于分析师预估的125.96亿美元。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之利润(EBITDA)为51.19亿美元，低于分析师预估的62.65亿美元。

此外，巴西雷亚尔兑美元贬值带来的非现金资产负债表效应亦对盈利产生一定影响，使其以美元计价的债务相关的税前盈利会计费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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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国企龙煤集团减员1.2万应对煤业危机
2012-07-28 10:23:24　来源: 中国经营报(北京)　有377人参与 1(1)“减员”并不是民营和外资企业的“专利”。当面对急转直下的煤炭行业情况时，黑龙江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龙煤集团”)已经开始总计1.2万人的“减员计划”。在这一不得已的计划源于煤炭行业当下的经营困境，折射出的却是整体宏观经济环境的不利。

7月煤炭工业协会走访了全国多家大型煤炭企业，情况不容乐观。此时此刻正是煤炭企业的拐点——从多年的盈利开始走向亏损。一叶知秋，这一改变已经从一些国内重点大型煤炭企业中开始显现。

龙煤集团在对煤炭工业协会的汇报材料中表示，龙煤集团2012年上半年企业盈利下降约80%，在此基础上，龙煤集团预估亏损额将达到8亿元人民币。

亏损到来

哈尔滨地价最贵的路段南岗开发区，是龙煤集团的办公地所在。新闻媒体对这里并不陌生，7年前的七台河矿难，曾让这里成为全国新闻媒体的焦点。现在，龙煤集团依旧是黑龙江最大的国资企业以及东北最大的煤炭企业，更是全国特大型煤炭企业。

在龙煤集团总部办公大楼周边，零散地分布着几家民营的煤炭公司。

“5月份，龙煤集团最大的客户鞍钢集团的订单只完成了计划的65%，其他客户的情况更严峻。” 龙煤集团董事长张升在向前来调研的煤炭工业协会相关领导表示，“上半年我们的赢利缩减了80%，只有1.4亿元，下半年预计亏算8亿元。”

张升在这次汇报之后，又匆匆前去拜访龙煤的另一大客户——辽宁本钢，本钢董事长张晓芳神情凝重，“现在，我们双方的生产经营压力都很大。”7月13日，本钢集团官方网站以新闻短讯的方式披露了上述谈话。

对于张升而言，很多煤炭企业今年只是减少赢利，而对于龙煤这样的特大型煤炭企业，现在面临的是26万职工的吃饭问题。就在煤价高企的2011年，黑龙江省为了保障省内的企业煤炭供应，甚至限制龙煤将煤炭运往省外，举办省内的煤炭订货会。

然而，2012年形势发生急转，黑龙江省内的煤炭需求也大幅缩减。全国煤炭的价格出现大幅下滑。“钢铁厂和电厂都是我们的主要客户。”龙煤集团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现在钢厂和电厂的开工都不足，我们受到的影响非常大。”

中国以及世界总体的经济形势出现了下滑态势，其中与建筑、工业等行业相关的钢铁和电力行业受到的影响显著。中国钢铁业协会数据表示，钢铁行业全行业利润率不足3%，大量高炉集中检修，行业亏损面积超过30%。而电厂也面临着工业用电量减产的局面。

两个重要客户的不利状况很快传导到了上游。在张升向煤炭工业协会汇报的材料中，称到今年6月底，“龙煤营销公司应收账款已达23.5亿元，比年初增加了12.2亿元。”

“由于下游钢厂面临着资金压力，因此回款变得非常困难，资金压力非常大。”据知情人士透露，“去年，卖煤的回款现金流还非常充裕，需要支票或者现金支付，但是今年通常货款的回收至少要晚两个月。”据了解，龙煤集团计划下半年发行30亿元中期票据，以解燃眉之急。

缩减用工

龙煤集团内部数据显示，2011年龙煤集团的年人均收入为3.92万元。按此计算，龙煤集团每个月至少支付8亿元以上用于职工开支。

面对巨额工资开支，一位参与龙煤集团财务管理的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减员也要逐步展开。”所谓的减员，就是减少参与开支的人员。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2011年第四季度时，龙煤集团的高层就对2012年的经济态势有所察觉，“当时，已经出现了订单下滑的局面。”2012年年初，“龙煤集团在几次内部会议上都提到了减员的问题，但是，为了维护集团的稳定，没有明确发出内部文件。”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减员规模在1.2万人左右。”

据了解，龙煤集团由四大矿务局组成，鸡西分公司、鹤岗分公司、双鸭山分公司、七台河分公司，“减员的规划已经下发给了各个矿务局，再由各个矿务局下达给各个矿。”

减员对外宣传的口号是“通过整顿劳动组织，缩减管理人员，压减不合理用工，清理旷勤人员。”个别矿务局已经从年初就做好了减员的准备，龙煤集团内部资料显示，“截至4月，鹤岗分公司在册员工总数同比减少2157人，其中管理人员同比减少552人。”

记者向龙煤集团核实此事，龙煤集团解释称，一部分人员属于正常退休，届时，就不再增设新员工，还有一部分外围的企业如食堂、浴室、大学等机构，龙煤集团就将他们推向市场和地方政府，不在龙煤集团的体系内。对于劳务派遣工，“我们减少了很多劳务派遣工的使用。这些人员缩减，最终将达到1.2万人。”龙煤集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按照人均收入计算，减负后龙煤集团年少支出接近5亿元。虽然，1.2万人占龙煤集团员工总人数的比例非常小，但是这部分人员的支出对龙煤集团而言意义不可小看。相关资料显示，目前身为行业翘楚的神华集团吨煤成本不足200元，而龙煤集团的吨煤成本接近451元，其中，人员成本占到了215元。“降价空间只有十几元。”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而此时，山西煤炭已经每吨降价超过了75元。

而龙煤集团今年规划的两个“保障”，一是保障井下安全，另一个保障就是在岗人员工资正常支付。“我们原本还计划按照国家的要求上涨工资，但是现在涨工资已经不可能了，确保能发出工资压力就已经很大了。”龙煤集团宣传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

冀望政策

龙煤集团并不只是煤炭行业下行趋势中的个案，记者了解到，一批老的国有企业都面临着与龙煤集团类似的命运，目前国内一直推行着煤炭行业企业大型化、国有化的改革。拥有两家上市公司的平煤神马集团也公开表示，“今年以来，集团遇到近十年未见的困难形势，主导产品价格、销量均大幅下滑。”

据了解，由于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以及企业新老程度等多方面原因，目前神华、中煤、山西焦煤集团等少数几个大型集团利润占全国国有重点煤矿利润总额的75%以上，而多数企业都处于利润不高、微利的边缘。

而此次煤炭工业协会进行的全国性的煤炭行业调研最终会将煤炭行业的总结性报告上交到政府高层。据知情人士透露，“煤炭工业协会接收到很多来自企业的意见。”其中比较集中的便是减税和电煤与市场煤价格并轨的改革要求。像龙煤集团这样的黑龙江省最大的国有企业，年上缴利税在50亿元左右。煤炭供应宽松，发改委也已经参与部分省份的煤炭行业调研，“电煤与市场煤价格并轨”的呼声非常高。

目前，我国煤炭市场的运行其实一直是价格双轨制,也即常说的“电煤”和“市场煤”。所谓电煤即发电厂的发电用煤。2008年6月1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公告，将电煤价格冻结。其价格远远低于市场煤价。

而当下，发电厂电煤库存处于历史高位，接近30天。同时，电煤的价格却比个别煤矿的原煤成本价格要低。因此，此刻被认为是电煤价格与市场煤价格并轨的良好时机，同时能够带动煤矿企业的利润。“而这件事情需要煤炭工业协会与发改委进行协调。”上述人士表示。

曾经为龙煤集团进行过培训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教授李东认为，“龙煤集团的困境其实体现了许多国有企业面临的共同困境。在煤炭市场较好的时期，企业没有完成转型，到了经济下行时期，企业需要结构调整，又缺少资金。”

“对龙煤集团而言，如果现在手中还有现金，买船、入股码头，打通物流渠道，甚至收购禀赋较好的煤矿，都是非常好的时机。但是企业现在又缺少能力，国资委应该为企业今后转型有所考虑。”李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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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上市公司担保圈现隐忧 百只浙股担保额超千亿
时间：2012年07月29日 06:36:39 中财网  
　　抱团取暖也有可能演变为同归于尽。特别是在整体经济下滑、借贷危机频现的时候，企业之间相互担保这种抑制风险的行为，已犹如踩在脚下的地雷，显得格外惊心。
　　据统计，今年以来，浙江有10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398项担保事项，母子公司互保，也有上市公司之间互保，担保金额超千亿元，仅半年多时间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担保金额。
　　担保金额已破千亿元
　　有统计，截至7月18日，100家浙江上市公司共有1036.58亿元担保金额获股东大会通过，涉及398项担保事项。而去年全年，上述数据是856.18亿元，涉及的事项是403项，涉及的企业为106家。
　　按照这个趋势，今年浙江上市公司担保金额将极有可能超过去年一倍以上。
　　若以今年一季度末净资产为准，在上述100家公司中，宣布的担保金额占净资产之比超过50%的公司达30家，占比超过70%的公司有22家，占比超过100%的公司有12家。
　　在去年全年，宣布的担保金额占净资产之比超过50%的公司为27家，占比超过70%的公司19家，占比超过100%的公司11家。
　　50%的担保额占比，是2003年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规定的上限，2005年12月，该规定取消。有分析师表示，担保总额超过了净资产，其实是一种潜在的"资不抵债"风险，对于个别公司是相当危险的。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上述100家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共计16家，其中华夏幸福、京投银泰、物产中大分列前三；而在上述16家公司中，今年上半年宣布担保金额占净资产比例最少的也有30%。
　　担保圈盘根错节
　　目前，数百起担保事项已令浙江上市公司担保圈盘根错节。
　　6月20日，民丰特纸发布公告，称拟继续与新湖中宝及其控股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涉及金额为3亿元。如一方要求对方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其应同时向对方提供等额反担保。
　　今年4月，新湖中宝发布公告称，拟与美都控股建立以2亿元额度为限的互保关系、与加西贝拉建立5000万元额度为限的互保关系、与济和集团建立以1亿元额度为限的互保关系、与绿城中国继续建立以3亿元额度为限的互保关系、与华立集团继续建立以2亿元额度为限的互保关系、与新湖集团和新湖控股以及新湖公司建立16亿额度为限的互保关系。
　　而民丰特纸继续与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立6000万元额度为限的互保关系、与加西贝拉建立1亿元额度为限的互保关系。截至2011年12月31日，新湖中宝为新湖集团、新湖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3.85亿元，对外担保余额合计8.66亿元。
　　另外，海越股份拟为盾安环境、千足珍珠、海亮集团三家公司提供的最新担保余额分别为1.2亿元、6000万元和2.5亿元。而海亮集团与海亮股份及子公司存在11.66亿元担保关系，千足珍珠与盾安集团也存在1亿元的担保。此外，尖峰集团与凯恩股份、菲达环保与浙江富润之间都存在着互保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民间借贷市场发展以及联保、互保等担保工具的应用，企业在受益于外部融资担保体系之时，风险也被捆绑到一块。提供担保的上市公司就很容易被履约能力不足的被担保公司造成财务恶化，一旦其中一家公司资金链断裂，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房地产成重灾区
　　从这些担保事项中，可以看出房企的担保显得尤为明显，比如新湖中宝、广宇集团、滨江集团、莱茵置业等。
　　自身主业非地产，而为房企融资担保的上市公司，数量就更多。以美都控股为例，杭州鼎成、德清置业两公司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美都控股分别为上述两公司1.6亿元和3亿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这些房地产公司一直以来是担保事项的高发群体。截至去年年报，包括宋都股份、浙江广厦、滨江集团、数源科技、华夏幸福、卧龙地产、荣安地产、京投银泰、广宇集团、新湖中宝、刚泰控股、美都控股、万好万家等13家发生担保事项的房地产公司合计担保余额合计达50亿元。
　　报告其内担保总额占净资产平均比例为59.34%。其中，宋都股份、浙江广厦担保总额占净资产比例超过100%，分别为129.13%和122.03%。滨江集团、数源科技、华夏幸福、卧龙地产四家上市公司担保总额占净资产比例超过50%。


　　光伏企业隐忧渐显
　　除了房地产之外，在浙江上市公司担保圈，由光伏行业自身不景气引发的资金链危机也开始星火燎原。
　　今年上半年，绍兴的光伏企业向日葵和精功科技上半年预计将出现首次亏损。以向日葵为例，该公司最新公布的上半年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显示，预计今年上半年将亏损1.6亿元至1.7亿元，较去年同期盈利1.3亿元下滑了221.25%至228.83%。而在4月25日的一季报中，向日葵曾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下滑5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两家企业外，超日太阳、维科精华也进行了业绩修正，且均为向下修正。
　　伴随产品价格和利润的大幅下滑，光伏企业现金流的问题愈加凸显。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A股79家光伏行业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从去年四季度的117亿元大幅减少至2.95亿元，而同期其存货则从去年四季度末的587亿元进一步上升至628亿元。
　　不过，尽管业绩大幅下滑、现金流日益紧张，但两家上市公司自身却存在巨额的对外担保。其中，2011年向日葵对外担保为1.92亿元，精功科技对外担保为1.85亿元。除此之外，今年上半年，精功科技还向子公司浙江精功新能源提供最高达5000万元的财务资助。


　　32家公司违规担保超亿元
　　违规担保在浙江上市公司也时有发生。据数据统计，在2011年年报中披露担保事项的1022家公司中，共有396家公司违规担保，违规担保总额为4385.62亿元，比2010年的3560.3亿元，增长了23.18%。
　　在这396家违规担保上市公司中，283家公司违规担保超亿元；有91家公司违规担保超10亿元；另有4家公司违规担保超百亿元。其中，保利地产、比亚迪、庞大集团和中国中冶违规担保总额皆在百亿元以上，分别为491.67亿元、202.63亿元、160.07亿元和131.78亿元。


　　而浙江去年共出现46家违规担保上市公司，其中32家公司违规担保超亿元，有7家公司违规担保超过10亿元。这6家公司中有5家属于房地产公司。
　　一位市场人士表示，如今我国关于上市公司担保行为的各项法律法规都相对完善，但上市公司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等适当程序审批的对外担保现象仍屡禁不绝，为控股子公司或绕圈为大股东的控制股东提供担保的现象也远未根除，对外担保的总额巨大，甚至远超上市公司净资产承受的能力，对外担保的期限过长，特别是担保事项信息披露可能缺失真实性、及时性、完整性，给判断担保所带来的风险评估增加了困难。

　　关联担保达500亿元
　　据统计，2011年浙江上市公司关联担保余额合计为504.78亿元，比2010年的345.8亿元增长了49%。
　　中投顾问IPO咨询部分析师杨文柳认为，关联担保与子债母保的金额皆较大是为了避开投资者关注的重点去占用资金以及转嫁风险。对提供担保的上市公司而言，由于担保合同的连带责任条款使其要承担财务发生危机的风险。
　　有分析人士指出，哪怕只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也同样存在风险，贷款逾期或者展期，很可能是贷款企业出了问题，上市公司的担保责任和连带赔偿责任一般无可逃脱，若出现财务危机，上市公司很可能会陷入财务困境。
　　民丰特纸就曾引爆过地雷。去年，该公司以过亿元的价格投资湖州天瑞职业房产公司，但到了年底，民丰特纸非但没有盼来投资收益，反而收到法院的一纸应诉通知。据悉，自然人纪阿生等人诉天瑞置业股东邱小根向该原告借款约9000万元，而天瑞置业为邱小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故请求判令天瑞置业对邱小根前述借款债务及其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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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界上演借钱投资危险一幕 风险比肩银行坏账字号

已有2条评论2012年07月29日00:15 来源：周末金证券  作者：胡春春


　　 尚未引起投资人足够警惕、但已形成潜在重大风险的危险一幕，正在PE界上演。

　　《金证券》记者从PE行业内获悉，包括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内，众多PE机构开始借钱投资拟上市公司，其业务流程纷纷变为“先借钱投资，再推介项目”。虽然这一做法在法律上并无明显瑕疵，但却存在巨大的风险漏洞。业内资深人士在接受《金证券》采访时直言，“这是本末倒置，背后风险堪比银行呆账。”

　　被“颠覆”的PE

　　“一家公司制PE机构的注册资本是5000万元，但投资到某个项目中的资金却高达2个亿，中间有不少都是靠借贷获得的。还有合伙制PE机构，在没有投资人的情况下，就开始借钱找项目。”PE行业资深人士对《金证券》记者透露。

　　这一投资模式，表面上看是PE机构缺钱，实际上却是PE机构“本末倒置”，缺乏内生机制。

　　上述PE行业资深人士介绍，PE投资模式来自国外，正常的投资模式应该是，投资人在信任的基础上，将资金交给PE机构，然后PE机构去寻找项目，这中间PE机构会给投资人一个收益预期，但却不保证一定会赚多少钱。但是随着国内股权投资的兴起，众多PE野蛮生长，为了能够募集到资金，不惜给出投资人超高的投资收益保证。

　　近两年，由于PE投资风险先后暴露，投资人越来越不信任PE机构，为了能够吸引投资人，不得不先借钱投资项目，甚至借大钱做大项目，然后以此来向投资人募资。

　　“这完全颠倒了原先PE投资的含义，结果PE的主要目的不是寻找长期投资的标的，而是向投资人圈钱。”上述资深人士介绍。




　　昆吾九鼎式“创新”

　　《金证券》记者从PE行业中了解到，“本末倒置”的不仅仅是大批中小PE公司，即便是如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这样在PE界颇具名号的股权投资机构，依旧难逃这一怪象，并且愈演愈烈。

　　苏州一家股权投资公司负责人透露，“去年昆吾九鼎的一个项目就是用借来的钱去投资拟上市公司，当时曾有人质疑。不过九鼎在律师建议下，对外宣称投资的方式叫债权融资，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该名负责人没有透露九鼎具体的投资情况。不过，《金证券》记者调查后获悉，其介绍的情况很可能是九鼎对河南裕华光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

　　据了解，昆吾九鼎旗下的北京立德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其出资总额仅100万元，但仅2010年10月，其增资裕华光伏就耗资1500万元，算上其直接、间接参股，并已实现上市的IPO项目，北京立德九鼎投资中心合计对外投资总额高达1.08亿，而这部分资金大多来自“借款”。

　　彼时，业内人士对于九鼎借钱投资拟上市公司还颇不理解，认为“短融长投”不符合投资规律。昨日，上述苏州股权投资公司负责人强调，“先借钱投资做项目，再在市场向投资人募集大量资金的做法犹如杠杆投资游戏，可以为PE获得更多投资人的资金。”




　　兑付风险堪比银行呆账

　　上述PE借钱投资拟上市公司，是否违反相关规定？深圳一家券商投行人士表示，新股发行中对于PE资金来源还没有特别严格的披露要求，暂时并不违反新股发行规定。而上述PE行业资深人士在接受《金证券》采访时则表现出异常的担心，表示这在PE运作上存在巨大的漏洞。

　　“做公募投资也好，阳光私募投资也好，你购买的产品在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定价，有一个参考的标准。但是PE投资的项目却没有，对项目的价值评估完全靠PE的团队，隐藏的风险是不可估量的。”该名PE行业资深人士对《金证券》解释。“一家PE机构手上好项目和坏项目的比例基本是1:4的样子，有2个好项目，就有8个差项目，前面2个好项目是借钱做上去的，后面8个差项目才是面向投资者的，”这些项目到底是什么情况，没有人知道。整个市场都是这样，积累下来的兑付风险堪比银行呆账。"

　　这名PE行业资深人士对《金证券》举例称，1998年-1999年间，台湾资本市场大牛市行情，同样涌现了众多的PE机构，当期台湾合计有964家PE，但是在经过2000年的整顿后，目前台湾只有6家PE，中间投资人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可计量。目前PE机构借钱投资的本因在于PE市场对投资人而言已经“失去了诚信”，而PE还在用各种手段希望吸引投资人的注意。

　　“现在很多PE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清盘，要么跑路了、要么继续拿假项目欺骗投资者，而监管层面临的问题则是从何处下手开始整顿，因为一旦整顿，很多PE问题暴露，导致投资人血本无归。”上述PE行业资深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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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财政不给力 地方“典股求存”

　　44家公司质押46亿A股

　　由于土地收入占比不断下滑，把“难以变现”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给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创投、信托、法人企业等质权人，以获得贷款，则成为各地方政府的新型融资手段。

　　44上市公司股权质押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12年至今的7个月，626家由
相关公司股票走势

张家界 9.71+0.010.10%同花顺 18.95-0.02-0.11%紫金矿业3.71-0.03-0.80%东北制药6.23-0.21-3.26%凤凰光学5.85-0.25-4.10%地方国资委、地方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共有44家存在地方国资持股质押的情况，占比约7.19%，涉及原始质押股数总计约46.24亿股。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上述44家上市公司中，仅凤凰光学、张家界和东北制药出现地方政府、国资委将所持股权质押的情况，涉及原始质押股数总计约9504万股，仅为2012年最新质押股数的2.05%。

　　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今年以来的44家地方政府、国资委中，质押股权最多的要数紫金矿业的控股股东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09到2011年，国内16个城市三年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平均比重高达63%。受土地市场低迷影响，2011年上述城市土地金占财政收入比重大幅下滑至52%。16个城市中，除苏州、沈阳、重庆、深圳外，其余城市比重均下降，其中大连、武汉、厦门、宁波等二线城市下降最明显。

　　对此，南方某省财政局人士向记者坦承，“近两年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对于地方财政，特别是地方土地交易收入的打击较大。此外，今年以来实体经济情况不断恶化，地方政府土地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不同程度下滑，通过质押股权变通资金也是政府融资的基本手段之一。”

　　银信欢迎股权质押

　　对于银行、信托等质权人方，相较法人股东的股权质押，地方政府背景的国有股权质押风险性较小，银信更愿做前者的质押贷款。

　　有信托人士透露称，每家上市公司自身资产、营收情况存在差异，所以股权质押融资收益并不相同，但其中大部分收益在9%~10%。

　　“银行愿意做股权质押，但只限于做资产优质的上市公司股权抵押，所谓资产优质，一般指具有央企背景或获得AA级信用。”一名国有商业银行人士告诉记者。

　　不过，即使更倾向于做国资股权质押，银行等质权人在处理时候仍非常谨慎。前述国有商业银行人士告诉记者，质押贷款中，银行对于股权质押的利率一般是基准利率上浮30%，还需确定第一还款来源和第二还款来源，其中，第一还款来源一般是企业营业利润和应收账款；第二还款才是股权变卖，严格控制风险。此外，还要设置好安全线和平仓线，每天动态监测二级市场股价市值，若市值低于60%红线，则需对方及时增加质押物。

　　不过，对于政府以国资股权抵押贷款，上述南方某省财政局人士认为，出现风险的可能性不大。

　　“出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考虑，政府一般不会轻易因出现坏账风险就将质押股权走法律程序变卖。”该人士认为。

　　该人士向记者分析，“为防止出现坏账后，国有股权拍卖导致国资流失，地方政府迫不得已会用财政资金兜底，以行政手段解决。”

　　(21世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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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明大女总裁集资10亿被拘 债主称其混世魔王字号


第1页:落网

被抓时有3张身份证 第2页:发家 劳教犯变亿万富婆 第3页:找人扮李嘉诚私生子 第4页:闹离婚骗来几亿元


　　又一名曾经风光无限的“亿万富婆”落网。

　　导报记者昨日获悉，厦门明大集团总裁李宝华已被泉州和上海警方联手抓获，两周前被厦门警方押回厦门。

　　据了解，李宝华以高额利息回报为诱饵，非法集资累计10亿多元，而后用于个人挥霍或将资产转移。

　　目前，李宝华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落网 被抓时有3张身份证

　　去年6月水晶之约KTV倒闭之后不久，李宝华就失踪了，带着一屁股的巨债。

　　联系不上她、拿不到钱的债主陆续报警。其中，泉州的债主动作最快，泉州警方立案，并进行网上通缉。

　　厦门的债主直奔明大集团旧有资产，以减少损失。其中一处资产是“厦门馨名媛女子私人会所”，被称为“富婆会所”；另一处是原明大集团参与投资的丁俊晖台球俱乐部。

　　因为欠债，李宝华已将这两处资产抵卖他人。一怒之下，债主们拿起石头砸向“富婆会所”大门。

　　直到今年3月份，大批债主仍在追讨李宝华，多次报警引来警方目光。很快，厦门警方立案，并进行网上追逃。

　　三星期前，泉州警方联手上海警方，终于在上海一处住宅区将李宝华抓获。一位警方人士介绍，当时李宝华身上藏有3张不同的身份证。

　　两周前，李宝华终于被厦门警方带回。之前，她先后藏匿于沈阳、南充、天津、北京等地。

　　巨债 30多人被骗10亿元

　　得悉李宝华被抓，债主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其牵扯的资金相当庞大。

　　“被欠1亿元以上的就有好几个，有1.3亿元的、1.6亿元的，还有1.7亿元的。”一位债主说，就他所知，光千万元级别以上的债主就有10多个。

　　债主中，除了居住在厦门的、来自泉州晋江的外，还有福建省内其他地方的人士。

　　其中，很多人之前跟李宝华关系密切，有李宝华的干妈、干妹妹、好姐妹等，都在被骗行列，而且数额巨大。

　　比如在李宝华虚构的一个北京房地产项目上，债主吴某——李宝华的好姐妹，被骗800万元，张某——李宝华的干妈妈，被骗200多万元，杨某被骗400万元，林某被骗800万元。

　　多位债主告诉导报记者，他们搜集到的债主资料证明，至少有20个人被骗，金额在10亿元以上。另一位债主介绍，被骗的应该有30多个人，甚至可能更多。目前，金额及受骗人数，警方仍在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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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女老板涉虚构进口铜交易 宁波联合“中招”

2012-08-01 01:01:53　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有50人参与 1(1)


5月14日晚，宁波联合（600051，SH）发布公告称，子公司宁波联合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波联合进出口公司）涉及一起信用证欺诈案。宁波进出口公司已收到宁波市中院签发的 《受理案件通知书》。日前，这一案件已开庭。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后发现，在这起涉及425万美金（约合人民币2600万元）“有去无回”资金的背后，是一笔涉嫌虚构的电解铜进口交易，是一场涉及银行、企业、外贸代理公司的信用证欺诈纠纷。温州人陈小敏、交行香港分行站在被告席，建行宁波市分行则被列为第三人。

温州女老板站上被告席

陈小敏，温州瑞安市人，除担任浙江香溢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下称香溢公司）的法人代表及董事长外，还担任诺华有限公司（CHINAPROMISELIMITED）（下称诺华公司）的董事。


宁波联合5月14日发布的公告称，2012年2月20日，控股子公司宁波联合进出口公司与香溢公司签署了一份代理进口合同，香溢公司委托进出口公司代理进口一批电解铜，宁波联合进出口公司随即依香溢公司指定作为买方与被告诺华公司（作为卖方）签订电解铜《买卖合同》一份，货款总价为425万美元，约2600万人民币；支付方式为100%发票金额（美元）的不可撤销、远期90天信用证。


随后，宁波联合进出口公司依据上述《买卖合同》并作为开证申请人向第三人建行宁波分行开立了编号为83008010059524、受益人为诺华公司、总额为425万美元的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宁波联合称，在建行宁波分行收到交行香港分行寄出的、转交且要求确认付款的信用证项下单据，并向进出口公司发出《信用证单据通知书》，通知信用证项下的全套单证到单后，宁波联合进出口公司发现上述业务的提单和提单发货人皆虚假，且提单下无货物。


宁波联合进出口公司公司有关负责人昨日（7月26日）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当时这笔电解铜的提货单到了，但对方没有钱来提取，随即公司进行查询发现，根本就没有这批货物。

陈小敏法庭上称，因为没能及时补上抵押物，2月12日，她主动去公安局说明情况，并找到宁波联合进出口公司协商尽快补上有效的抵押物，2月13日，其被刑拘。“事发点在香港，她到宁波去协商时被抓的”。陈小敏的丈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交行香港分行陷入迷局

7月25日，坐在宁波市看守所的远程法庭上，陈小敏承认香溢公司和诺华公司实际上是受其一人控制的关联公司。工商资料显示，香溢公司成立于1997年，注册资金只有500万元，注册地址瑞安市安阳街道烟草大楼，公司经营范围为服装鞋帽、纺织品、工艺品、畜产品销售以及进出口业务，诺华公司则注册于香港，成立于2008年9月，“注册资金也不多。”有熟悉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7月25日是法庭证据交换阶段，面对证据，陈时而回应“记不清晰”，时而简短地回答法官与律师的质询。

对于交行香港分行，宁波联合认为，交行香港分行在事先明知且应当知晓存在信用证欺诈的情况下为上述信用证欺诈提供了便利，并非善意第三人。

既然单据本来是虚假的，且无真实的贸易背景，交行香港分行当时为何寄出、转交且要求确认付款的信用证项下单据？

在7月25日的法庭上，交行香港分行只是其代理律师出庭。

其实，陈小敏手下的这家香溢公司信誉曾有过问题，2008年曾涉及买卖合同纠纷案，且至今被瑞安市人民法院通过该市企信办两次发布企业信用二级预警。

据陈小敏交代，自己一共要进口2500吨电解铜，其中第一批500吨，开证金额425万美元。

然而，在无担保的状况下，信用证仍然开出来了，且属不可撤销，陈小敏轻易拿到了现金。“合同上明确，要有抵押物与带款提货，如果到时没有付款就可以自行处理货物，银行在审核陈小敏提供的多次抵押物都没有达到抵押标准。”宁波联合进出口公司有关负责人解释称。

但香溢这家注册资金仅500万元的公司却撬起了这笔大买卖？当中的迷局也许会随着案件的推进而揭开。

“她主要是利用远期信用证套取资金再将资金投到民间借贷市场上，赚取差价。”熟知陈小敏操作路径的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根据有关规定，信用证是银行有条件的付款承诺，“同为代付业务，与承兑汇票不同，只要单证相符，银行就必须付款。”宁波一商业银行高管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银行在审核中强调的是信用证书面形式上的认证；信用证凭单付款，只要单证相符，银行就无条件付款。”

该银行高管表示，正是银行信用证交易方式中存在凭单付款，只处理单据而不涉及货物的弊端，这也使得一些不法商人借此进行作假或以假单据骗取货款，或以假信用证骗取货物或骗取到银行融资便利达到欺诈的目的。

“去年以来，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到银行贷款受阻，为了资金周转，这种模式非常多。”有熟悉人士向记者称，“外向型企业比较多，进口货物，用得最多的就是远期信用证，在资金紧缺的大环境下，不时就有一些人从中凭借单据开证并套取资金，其实货物一直不动，严重的根本就没有货物”。

一位业内人士对其程序介绍称，内地公司与境外公司交易时，先找一家内地外贸公司签订代理协议。所代理的外贸公司还要收取一定的费用，银根紧张时，民间利率越高，这笔费用费用也相应越高。

据公开媒体披露，2008年时，浙江等地一些化纤、纺织等行业的企业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倒闭破产，利用信用证套现的风险暴露。比如浙江纵横集团、绍兴江龙印染等企业，本来都是银行的优质客户，却都倒在信用证融资的陷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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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州一女护士欠债3.65亿元跑路被抓
2012-08-05 09:04:41　来源: 现代快报　有3030人参与 9(9)7月4日，泰州泰兴市人民医院一名30多岁的儿科护士王某突然失踪，在当地引起了不小轰动。因为坊间传言，王某借了好几亿的高利贷。

7月11日，警方在上海将王某抓获，之前私下的传言被证实。根据目前掌握的借条，王某涉案金额高达3.65亿元。

低调小护士被传很有钱

泰兴市人民医院一名内科护士称，因为王某在儿科，加之平时上班并不正常，所以对王某的了解，基本都是私下里获得的，“听说在外面搞运输，开汽车装潢店和浴室。”这位护士说，很多人觉得这些说法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毕竟王某才30多岁。

7月4日这天，王某关闭了所有的通讯工具，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泰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先后接到20多起报案，这些报警人寻找的都是王某。让办案民警感到吃惊的是，这些人手里拿着借条，“有的人几千万，最少的都有100多万。”

投资失败陷高利贷漩涡

警方迅速对王某涉及的房产和生意，进行查封和登记。经调查，王某在2006年前后曾从事危险品运输，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2009年，王某投资成立了一家汽车装潢店。2010年前后，王某与人合伙买了城区某商务楼层，由于没及时收回资金，她开始借高利贷还贷。

一位知情人透露，“王某可能被人骗了，别人向她借钱，允诺高额利息，她再跟其他人借高利贷。”虽然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证实，但警方表示，“王某投资商务楼层的钱没有收回来，而这笔钱是向别人借的，需要支付利息，她只好借高利贷，导致后来的恶性循环。”

2011年3月以来，王某还伪造当地市领导签字担保的合同，以与他人合伙做银行承兑汇票生意需周转资金、到云南办黄磷矿需临时借用资金、危险品运输需周转资金等理由“借款”。

借百万1天最高利息5000元

泰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一名办案民警透露，王某的单笔借款绝大部分都在千万元以上，支付的利息特别高。到了后期，每100万元少的一天利息3000元，多的高达5000元。非法集资者有个特点，能转一天是一天，最后转不动的时候才往外跑，或者是投案自首。经过初步侦查，王某涉案金额高达3.65亿元。

7月11日凌晨，警方在上海一家饭店附近将王某抓获。警方对王某在上海租住的房子进行了搜查，只发现一些随身物品和近1万元现金。

据了解，王某原本有一个不错的家庭，还有个孩子，原本正当经营时，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归案后王某很后悔，“我觉得人真的是永不满足，手上有一个多亿的，都想来做这个生意。我希望我身边的人赶快停止，要不然更惨的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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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家钢贸商遭银行起诉追债 银行融资收缩23%

时间：2012年08月04日 08:57:35 中财网  

　　 记者昨日从上海法院网获悉，20余家钢贸企业因为贷款到期无法偿还，被民生、光大等银行的上海分行集中告上法庭。该案件将在月内公开审理。
　　"银行融资收缩23%"
　　上海法院网开庭公告信息显示，上海翘首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宁松工贸有限公司、以及上海龙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多家钢贸企业被告上法庭。起诉的理由均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原告则为中国光大银行上海金山支行、民生银行上海分行、杭州银行上海分行三家银行。
　　从去年开始，钢铁行业不景气，企业利润微薄，钢贸行业陷入亏损。年初就有媒体曝出长三角地区钢贸企业老板因不堪还款压力而"跑路"的现象。
　　上海最大钢贸行业协会周宁上海商会曾于6月份在其网站发表对商业银行的公开信，称上半年银行融资规模收缩了23%以上，钢贸行业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不足，面临全行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银行贷款到期还不上的局面在加剧。并呼吁银行在关键时刻减轻成本让利商户。
　　随后，海钢铁服务业行业协会会长周华瑞在公开场合表示，民生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中信银行已经明确表态，对上海钢贸行业目前出现的困境给予全力支持，对于过去的贷款不予收缩。民生银行同意将对钢材贸易商的贷款利率降低两个百分点以上。


　　但公开信发布尚不足两个月，钢贸企业便被集中告上法庭。
　　上海钢贸行业去年融资1600亿
　　据悉，钢贸行业从2000年开始采用联保互保的融资模式。在2009年的刺激政策后，这一融资模式达到顶峰。钢贸行业可以轻易地从银行获得几倍于2007年的贷款额度。
　　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钢材贸易贷款1.89万亿，同期全国贷款总额54万亿元。钢材贸易贷款在整个银行贷款中的比例高达3.5%。
　　其中，上海钢贸行业向银行融资达1600亿元。周宁上海商会称，按去年融资平均成本15%计算，上海钢贸行业每年负担将近250亿元。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7月上旬曾表示，银行如果一律对所有的钢贸行业都收紧，必然会造成问题，银行应该随着钢贸行业结构的调整，有保有压。他同时指出，原有的担保方式要进一步改进，即确保强强联保，"不能胖子带瘦子，最后把胖子给带瘦了"。
　　■ 声音
　　"钢铁业将长期过冬"
　　据《国际商报》报道，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张长富日前表示，从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需求看，国内钢企要作好长期过冬的思想准备。
　　据国际钢协公布，全球62个主要产钢国家和地区5月份产钢1.31亿吨，产能利用率为79.6%。国内产能利用率不足80%。5月末，以中国进口钢材远东到岸价为例，国内外价差很小，由于近期市场疲弱，国际市场部分钢铁产品出口报价进一步降低。
　　■ 背景
　　监管层警示钢贸信贷风险
　　去年末上海银监局连发三份风险警示，提醒商业银行严控钢贸企业贷款风险点。据银行人士透露，今年4月底，银监会也再次发文提醒商业银行在向钢贸企业放贷时要进一步提高警惕。
　　在4月份的警示中，银监会认为一些钢材贸易企业从银行借入了过多资金，随后用这些资金在楼市和股市投机。
　　一位银行人士表示，钢贸行业的特点使得企业比较容易通过反复质押、空单质押等方式获得银行贷款，不实的互保、联保也会发生，使得信贷风险不好控制。
　　■ 相关
　　国内市场需求下降

　　今年上半年由于国家实施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大幅回落，导致钢材市场需求大幅下滑。
　　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量同比仅增长4.1%，全国造船完工量同比下降10.1%，其他主要用钢行业钢材需求增长缓慢，因此上半年我国粗钢表观消费同比几乎没有增长

limkky

xbox好贴啊。我一直在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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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看看债务问题，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演变的。

xboy

唐山一民营钢企老板跑路 传欠款超十亿

2012-08-08 03:55:15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　


两个月前，身为唐山市丰润区保强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新疆冀丰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陈志强，刚被中国企业合作促进会和非公企业发展论坛组织委员会联合授予“中国诚信民营企业家”和“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的荣誉称号。两个月后，他却陷入携款潜逃的“跑路”疑云。

8月6日，本报记者从钢铁工业重地唐山方面获悉，“一家生产型钢铁企业资金链断裂，发生民间集资跑路事件，老板已失踪。”经数位相关债权人确认，涉事者正是陈志强。

“他是因为新疆的厂子出现资金断裂、无法偿还过高的银行贷款跑路的，8月5日下午，消息从新疆传回唐山，我们都过来了。”唐山保强钢铁的一位债权人告诉记者，从8月6日到7日，他们已联合向当地公安局经侦队、唐山市政府反映情况。




8月7日当天，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政府一位相关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证实，冀丰钢铁“已经被政府控制起来”。

目前，关于陈志强“民间集资3亿，银行欠债8亿”的消息尚未经证实，却已从唐山钢铁圈迅速向外蔓延。而据本报记者了解，仅唐山地区，经陈志强及保强钢铁向外直接借款、以及多级借贷的关联人数或多达1000人。

令业内颇感唏嘘的则是，在现有公开的消息层面上，这是“跑路”风波首次从此前的钢贸圈，转移至实体钢铁生产企业，从钢贸商转移到企业家。

陈志强跑了？

保强钢铁所在的唐山市丰润区欢喜庄，却有好一批人无法“欢喜”。

8月6日，在保强钢铁总经理赵立明的办公室里，同样在唐山做钢材生产和销售生意的崔先生，对手机里另一头正在反复确认订单的客户有点不耐烦起来，“我这边钱被拐跑了，在这解决事情呢！”

“之前一点消息都没漏，我们来的时候厂子早就停产没人了。”他告诉本报记者，保强公司董事长陈志强的电话已无法打通，公司总经理赵立明也不知所踪。

一年前，尽管知道行情不佳，但出于“朋友交情”，崔先生仍把100万元借给了陈志强。但8月5日下午，他得知陈跑路的消息后，便觉不妙。

“我猜测到了这种情况的可能，却没想到这么早发生，毕竟我的借款还有20天就到期了。”他告诉记者。

据8月6日前往保强钢铁一探究竟的逾百位债权人彼此间合计，陈志强仅在唐山当地涉及到的民间集资额度可能高达3亿。



上海钢贸圈的一位消息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由于自己老家也在唐山，近日接到数个关心的电话，问其有无投钱在保强钢铁。他的好几位朋友，则因借出100多万、500多万、700多万不等的资金，为是否打了水漂而一筹莫展。

“陈志强从2004年开始，钢材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人也不错。集资者大多出于借给保强钢铁利息能高一点，毕竟有规模在，资金愿意放在他那里。”

作为一家加工型钢企，保强钢铁以扁钢、翼缘板，窄中板，腹板及开平板作为主打产品。2003年8月，陈志强发起筹建，至2004年3月试车成功，第一根扁钢下线。保强钢铁的主页信息显示，公司现拥有固定资产5000万元，热轧生产线2条，数字自动纵剪生产线10条，每年产销量30万吨，产值10亿左右。



两地共建六厂

陈志强的这场“消失”，显得突如其来，无论是对于保强钢铁大本营所在的唐山丰润，还是他近年来在新疆乌鲁木齐的费心经营，都未有前兆。

上述消息人士向记者表示，大家并不清楚具体何故导致陈突然“跑路”，但或许与其资金链拉得太长有关，“他还在新疆投资了多个钢铁厂”，但有的厂子“近日被法院查封了”。

从2006年开始，陈志强陆续在新疆投建了浩丰钢铁、乌苏照东铸造公司等共计5家企业。其中2009年2月，冀丰钢铁在乌鲁木齐米东区化工工业园成立，总投资5亿元，占地113亩，年生产能力200万吨，为“目前新疆最大的民营钢铁制造商。”




8月6日，冀丰钢铁副总经理邹智超向本报记者表示：“对事实情况还不太确定，不能回答。”一位员工则告诉记者，公司现已经没有正常销售营业，“是有些不好的传闻”。

冀丰钢铁所在的乌鲁木齐米东区政府另一位管理人士向记者回忆：“当时（陈）来的时候实力很强，一般民营企业到新的地方投资，都会先建厂房生产，但陈志强是先搞起办公楼等配套项目，然后才进行生产。”

据公开资料，冀丰钢铁主要生产角钢、圆钢、槽钢、螺蚊钢、翼缘板、H型钢等型材和线材，同时兼营化工、机电产品、农畜产品和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服务。业务甚至扩展至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

“据我了解，在区政府的半年经济分析会上，还听说冀丰今年的产值会较高。他们还打算上新的钢材物流项目，前段时间公司还在跑相关手续。”该区政府人士表示对陈志强是否跑路并不知情，并觉得这令人难以置信。




从钢贸圈到生产商

而崔先生向记者做出的评价则是，“陈的欲望太高，梦想成为中国第一，所以步子迈得大，实则实力不足，资金链容易断裂。”

尽管不为外界所知，但因为企业的成功，陈志强一直荣誉围绕。2009年，他被选为“唐山市青商会”秘书长。而在乌鲁木齐，其光环更甚。冀丰钢铁一直是纳税、守信等各领域的荣誉大户。

2012年6月，在陈志强本人被上述论坛评为“中国诚信民营企业家”和“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的同时，冀丰钢铁也荣登“中国低碳杰出贡献企业”和“中国优秀民营企业”。

形成讽刺的，仅过两个月，唐山地区的债权人间开始流传，陈志强在新疆有8个亿银行贷款无法偿还，因而导致跑路。但上述了解陈的钢贸商则向记者表示，根据陈的投资规模，对这一高额数字他并“不太相信”。

截至目前，记者尚未能从唐山和乌鲁木齐两地公安或司法机构获得陈志强事件的进一步详情。可以确定的则是，由“欠款跑路”所引发的资金及信誉危机，正从此前的高发地——钢贸商圈，开始蔓延至钢厂这一实体生产环节。





据中钢协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销售收入同比下降3.34%；利税同比下降59.8%；利润仅23.85亿元，同比大幅减少545.49亿元，降幅高达95.81%。

钢企的亏损面正在扩大。上半年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为142.48亿元，亏损面达33.75%；销售利润率仅为0.13%，同比大幅下降2.93个百分点。据中钢协的测算，扣除投资收益，上半年钢铁主业实际亏损达13亿元。

早已填满未来空间的行业高产能、压力日重的负债和融资成本、低迷不振的市场需求，多重不利因素下，钢铁业界期盼却又畏惧的调整，或将以多种残酷代价的方式，拉开一张淘汰博弈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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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公司老板非法集资被抓

　　阳泉市的一位律师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最近在阳泉确实有一家叫山西森宇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宇公司”)的老板被抓起来了。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叫李香莲，她丈夫叫李若森(当地人称李小虎)，两人都被抓起来了，听说是资金链断了后出现了一些违规操作，具体情况不详。

　　这位律师明确告诉记者，最近几个月，在阳泉还没有其他房地产公司老板被抓，只有这一家出事了。

　　网络检索发现，李香莲先后获得平定县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阳泉市十大杰出女企业家、阳泉市“三八”红旗手、山西省巾帼创业明星、阳泉市巾帼创业功勋等称号。2011年她还被评为阳泉市第二届道德模范。

　　据阳泉官方在网上介绍，成立于2005年的森宇公司，2009年纳税总额1226万元，2010年859万元，2009年12月获得阳泉市政府颁发的“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称号。

　　另据平定县政府政务网上的报道称，2011年12月，森宇公司还获得了山西“2011年省服务业百强企业”荣誉称号。

　　阳泉市工商局负责企业工商档案查询的一位科长告诉记者，森宇公司是在平定县注册登记的，它的档案在市局无法查到。

　　8月3日，记者赶赴距离阳泉市区不足10公里的平定县城。

　　平定县工商局负责企业工商档案查询的企业股负责人明确对记者说，森宇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一两个月前被阳泉市检察院的人调走了。

　　在平定县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森宇公司的案子现在县检察院，正在审查起诉阶段，涉嫌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体的查办单位是县公安局，其他的就不便向记者透露了。

　　在县公安局，记者看到有关人员正在研究森宇公司的案子。

　　该局政治部程主任告诉记者，此案涉及到的人很多，有四五千户，包括买房的和集资的。

　　担任森宇公司案件专案组组长的平定县公安局政委向记者介绍，案子涉及的资金初步核实有1.7亿元，这是指集资以后造成的损失部分，至于涉及到的集资户有多少还在核实。

　　他还介绍，这个案子有10个人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都是森宇公司的人，涉嫌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被逮捕的，有被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艳红告诉记者，被逮捕的有李小虎、李香莲两口子，还有李小虎的哥哥(森宇公司监事会主席，负责所有的拆迁)以及一位总会计，其余6人有的被取保候审，有的被监视居住。

　　据杨艳红介绍，森宇公司出事，是因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森宇坐标城。

　　森宇坐标城东靠平定县城东大街，占据平定县城市发展蓝图的核心地位，与阳泉市区紧密相连。该项目占地500余亩，总建筑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是平定县首席百万规模社区。项目一期开工的40万平方米房子，2009年9月开盘预售，已经全部售出，交了房款的有4000多户。这一项目预售时，计划在2011年12月、2012年6月、2012年10月等日期陆续交付业主使用。

　　8月5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购房人向记者介绍说，他是2010年7月交的房款，当时约定的交房时间是2011年年底，可一直到今年3月他也没有拿到房子钥匙。森宇公司的人告诉他，交房要无限期推迟。这时，他才真的傻了眼。尽管从2011年11月开始，森宇坐标城的工地已停工，但他总觉得森宇公司不至于倒闭，因为政府在一直宣传森宇，阳泉媒体、省里媒体也都在大肆发布森宇的卖房广告。

　　一位宁姓购房者告诉记者，他是去年上半年交的房款，当时价格是6.8折优惠，每平方米才1800元，相比同地段楼盘的其他房子，房价低了有500元左右。约定是今年开工，2014年交房，跟他情况相似的有200来户，可至今政府对此没有一个说法，既不说什么时候给他们退钱，也不说什么时候开工。

　　据购房者反映，除了拿不到房子的4000多购房户，还有近2000拿不到本金及利息的集资户，2000多回迁无望的拆迁户，还有被拖欠巨额工程款的施工单位、供货商以及那些拿不到工资的森宇员工，合计涉及几万人，近万个家庭，大家都很焦虑。

　　2012年春节过后，部分人开始到平定县及阳泉市有关政府部门上访。尤其是4月28日上午，认为政府态度不明朗的部分人走上太旧高速公路，阻断交通数小时。此举惊动了阳泉市，市长亲临现场。5月16日，大家又聚集在阳泉市政府广场，堵塞市区道路数小时。

　　此后不久，有关部门开始对森宇公司立案调查。

　　政法委书记承认监管不到位

　　2012年4月28日晚上，平定县政府主要领导召集森宇坐标城项目部分业主召开专题会议。在会上，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艳红对森宇公司及其项目的情况进行了通报。

　　网上流传的当天视频资料显示，杨艳红介绍说，初步查明，截至2012年4月28日，森宇坐标城项目共收入预售房款6.1亿元，银行贷款1.3亿元，尚欠银行贷款1.3亿元、城市基础设施费2400万元、人工费7200万元、税金6320万元、土地费4280万元。只有2.9亿元支付了工程款。根据收入支出情况，尚有3.2亿元(不包含银行贷款1.3亿元)资金不能查明去向，目前该公司资金账户余额为零。杨艳红还透露，如果要把森宇坐标城的房子交到购房人的手中，整个资金缺口有4.75亿元。

　　杨艳红告诉记者，董事长李香莲以前就是一个卖花圈的，可能是初中文化，公司实际上由其丈夫李小虎运作。

　　此次出事前，与李香莲同龄的李小虎担任平定县东门街社区党支部书记。

　　据东门街社区网站介绍，1968年出生的李小虎，大专文化，1996年任城关镇东门街居委会主任，2002年任东门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在其任职期间被阳泉市政府评为“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多次被市、县、镇评为“先进模范”，2004年度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小康建设标兵”，2005年被团县委评为平定县“十大杰出青年”，还连续两届任县人大代表。

　　另据媒体报道，2007年11月，李小虎还被阳泉市团市委和市青联联合评选为第四届“阳泉市十大优秀青年”。

　　杨艳红向记者介绍说，李小虎早前开发过几个楼盘，可能赚了一些钱，后来就做了森宇坐标城这个大项目。

　　这个当地的明星企业缘何变得资金匮乏、濒临破产呢？

　　杨艳红分析说，森宇公司发展到目前这个状况，一方面跟整个经济形势有关，更重要的是它摊子铺得太大，几十栋楼同时开工，它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向银行借不来钱，就只好非法集资，利息达2分、3分，有的高达4分，借后面的钱去还前面的钱，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售房，最后借不来钱了，资金链就断了。她还介绍说，别的开发商拆迁补房比例一般是1比1.3，李小虎竟是1比3，平定那么多开发商算着都赔钱，可他敢干。

　　杨艳红对记者说，具体集资户有多少和有多少非法集资款，没有准确的数字，有说集资款是两亿元的，也有说是2.3亿元的。据她所知，参与集资的老百姓和个体户多一些，还没有发现有公务员。

　　有人分析说，森宇坐标城项目赔钱是铁定的，而那么多利息，那么多开支，从何而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加大宣传力度，让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认为它很有实力，这样，它才能骗到更多的钱。森宇公司每年光大型活动就有好几次，广告更是铺天盖地，仅办活动和广告这两项，有业内人士透露就得上千万元。

　　杨艳红告诉记者，森宇公司出事后已委托一家有实力的房地产公司成立了项目托管部，目前50多栋楼正在开工建设，争取年底交房。

　　杨艳红向记者介绍说，森宇公司确实存在手续不全的问题，如未批先建、未批先售等。对此，她承认，政府也有责任，有监管不到位的责任。

　　一位不愿透露个人信息的购房者认为，政府部门之所以失职不去监管森宇公司，是因为很多官员都从森宇公司那儿得到了好处。

　　平定县官员斥教授微博“胡说八道”

　　杨艳红告诉记者，在今年6月5日，县里确实以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和司法局的名义发出过《通告》，提出有关涉案人员自通告之日起至6月15日前，将挪用、侵占、收取的贿赂，赚取的奖金、提成、利息等不法收益如数上交的，司法机关将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对其予以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轻微的依法免予追究其法律责任。

　　杨艳红解释说，她认为这个《通告》的内容是没有问题的，当时主要针对的是森宇公司部分人员和其他人员在拆迁、丈量面积、销售、吸收存款等工作中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

　　杨艳红告诉记者，《通告》发出后，效果并不明显，总共才收到了51万元的退款，退款人中没有政府官员。

　　针对朱维民的微博，杨艳红对记者表示，她不作回应，因为微博里没有明说是哪个地方，最主要的是，据她所知，阳泉市、平定县没有微博中所说的官员退贿的事。

　　针对朱维民在其微博称“几天里就收缴了9000多万元赃款，其中包括前市委书记退的2000万元”，记者问杨艳红，李小虎跟哪位市委书记熟悉时，她明确告诉记者：“不认得，我敢百分百地打保票，不认识，李小虎绝对不会去认识市委书记。”她说，李小虎不是那种跟哪个领导关系好点就通过领导去干事的人。

　　杨艳红还对记者说，李小虎绝对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后台，“你看，把李小虎抓起来后，没有任何一个领导给李小虎说情打招呼。”

　　通过网络检索，记者了解到，阳泉市现任市委书记是洪发科，他是今年1月份才就任的。在他之前至森宇公司成立时的2005年，担任阳泉市市委书记的还有3人，他们分别是：2000年2月至2006年2月任市委书记的程步云；2006年2月至2009年4月任市委书记的谢海；2009年4月至2012年1月任市委书记的白云。

　　一位购房者向记者反映，早在2010年森宇坐标城奠基时，参加奠基仪式的官员们每人都得到了森宇公司发的纪念品一部笔记本电脑。他说，这事大家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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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转卖当品 典当行打包起诉13家钢贸商

2012-08-08 03:50:45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　

年初，无锡一洲钢材市场老板举债数亿元潜逃澳大利亚，一洲集团提供贷款担保的数十家钢贸商被当地银行诉至法庭。



相似的一幕再次发生。

8月7日，几家钢贸企业向记者反映，上海逸业钢材市场老板“失踪”，已经联系不上。与此同时，逸业钢材市场13家钢贸商近期已被债权人上海宝富典当、上海福源典当诉至浦东法院。

据了解，上海逸业钢材现货交易市场位于上海市杨浦区，于2007年8月成立。注册资本2000万，入驻企业70家左右。

“8月4日，逸业老板已经被上海经侦抓捕。”8月7日，出席调解的几位钢贸商在上海浦东法院对记者表示，逸业老板被抓，他们只知道是经济原因。



记者来到位于周家嘴路3850号的逸业钢材市场，整个市场空空荡荡。一位附近人士告诉记者，钢材市场的商户有的已被遣散、钢材市场场地是租借的，有些已经有房东收房、封房。

据悉，被宝富、福源两家典当公司起诉的13家钢贸商每家借款多在200多万，借款总额约在2000-3000万，利息为2分2，由逸业钢材市场提供担保，钢贸商之间互相连带担保。同时，以钢贸商的钢材等资产作为质押，根据上述钢贸商反映，这部分钢材已经被刘可庆偷偷卖掉。

对于案件情况，出席调解的宝富典当人士称，不方便接受采访。



钢材市场老板失踪

据了解，逸业老板为福建人，2007年，长三角钢贸市场迅速扩容的时候，他在上海杨浦成立了逸业钢材市场，经营钢材现货交易、仓储、中转、配送、加工。

经过招商，逸业总计有数十家钢贸商入驻，主要为福建籍。知情人士表示，近两年，逸业老板开始以短期借贷为由向同籍老乡借钱，遇到拆借不开的商户，他称“有办法”，并劝说钢贸商以钢材做质押，向银行、典当行借款。

“当时，有钢材质押的情况下，典当行和银行仍不太愿意给我们贷款，逸业老板就以逸业钢材市场作担保。”一家钢贸商向记者称 。

就这样，钢材市场数十家钢贸商作为贷款主体，向包括上述两家典当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举借了近一个亿的资金，一并拆借给了逸业老板。当时他许诺是用3-5天就可以归还借款。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钢贸商发现钢材市场的财务状况恶化。他们估算，逸业老板的总借债可能在几个亿，而钢材市场商户亦盛传，市场资产正被他卖掉或者转移。这种情况下，本来没有签订借款协议的钢贸商赶紧要求补写协议。

但这并没有阻止噩耗的发生，今年上半年，典当行甚至发现，逸业老板已经偷偷将钢贸商质押的钢材等资产卖掉，发现借款担保方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赶紧向浦东法院申请了财产诉讼保全，冻结了钢贸商和钢材市场的资产。

8月7日，在浦东法院调解室，逸业老板和往常一样没有出现。几位钢贸商称，8月4日，他已经被上海经侦抓获，目前已经联系不上。

   



这一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年初的李国清案。8月6日，接近李国清案的一位律师告诉记者，目前李仍在澳大利亚，未抓获归案。30多家钢贸商在李国清的担保下向当地一家银行贷款近3亿元，目前法院已经判决商户承担赔偿责任，但没有商户有能力偿还，目前靠拍卖李国清资产清偿贷款。

“据估算，对比李国清资产，该银行贷款仍有几千万的缺口，目前一洲钢材市场已经进行破产程序，在拍卖资产，但是房产、土地因为调控和经济下滑，都不好出手，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折价，这样贷款缺口可能更大一点。”上述律师称。

典当行当品监管不力？

8月7日，浦东法院19调解室内，宝富典当和几家钢贸商相对而坐。

被起诉的包括上海逸业钢材市场，以及上海闳曦实业发展、上海北魁贸易、上海凌强建筑科技 、上海灿辽金属材料、上海信肯钢铁贸易等13家钢贸企业。法官称，仍有多数钢贸商未参加调解，比如另一借款纠纷案件的原告富源典当，就因为当事企业无人出席未能开庭调解。

有钢贸商称，针对上述2000-3000万的典当纠纷，在8月4日逸业老板“被抓”前，两家典当公司已经提出诉前财产保全，冻结了十多家钢贸商的资产。此后，钢贸商曾与典当行进行沟通，但是双方仍不能达成调解协议。

7日，在法院，宝富典当负责人提出，钢贸商需要先将借款还上，然后会对钢贸商的资产进行解封。

但是到场钢贸商多次商量后，仍不愿意接受典当行的条件，他们认为应该先解封资产，撤销起诉，保证营业的基础上，再谈如何偿还借款。

“我们现在货都被冻结，没办法出手，哪里来的钱偿还借款。而且被起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信用污点，以后很难在金融机构借款了。”一位钢贸商辩解称，当时借款的时候，质押用的货物都是典当行看过，出了当票的，“这相当于已经验过货了，对逸业老板将货物私自卖掉应负有监管责任”。

记者就此向典当行提问时，对方称不方便接受采访。

但是对典当行来说，双方已无信任可言，他们无法同意钢贸商的意见。调解在半个小时后，就匆匆告以失败。

调解会后，包括上海守钢金属材料公司在内的几位钢贸商对记者诉苦称，现在资产被冻结，已经没法正常经营。此前，在银行贷款到期后，也都没有再续贷，整个行业中，钢贸企业被起诉的案子越来越多，目前等待不少钢贸企业的或许就是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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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10块钱的资本，却做了200块钱的事情”，鄂尔多斯因此成为过去十年中国增长最快的城市。

这座城市正在挤泡沫，以让虚胖的身体恢复健康。这种“去杠杆化”，正是一些地方政府需要集体破解的科学发展难题。

没完工的高楼一群群呆立，停着，灰黑的水泥钢筋裸露在工地上，随处可见。黄色塔吊们的最后一次起降，已是近一年前的事了。

这是2012年8月的鄂尔多斯，高速运转十年之后，突然几乎陷入停滞。

这座城市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2001年设立鄂尔多斯市之前，这片河套地区在内蒙古都属于贫困之地，GDP排名全国倒数。但此后，在本轮经济繁荣周期中，鄂尔多斯GDP增速连续9年全国第一，人均GDP先后超过北京、上海和香港，成为全国最富的城市。

但奇迹几乎是戛然而止。2011年下半年起，火爆的鄂尔多斯房地产直接冰冻，民间借贷大案频发。随着2012年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另一个支柱产业——煤炭——也危机深重，“鄂尔多斯时间”就此停滞。

“最根本的症结在于整个城市经济体的激进冒险，不计后果地使用了高杠杆。”资深信托业人士刘擎说，“好比只有10块钱的资本，它却做了200块钱的事，产业自身盈利不能支撑过分透支。”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一名男子在市区内的一片沙地中呆坐。该市耗资50多亿元、历时5年建设的新城康巴什建好后，因为无人居住成了一座空城。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筹资是头等大事”

在中国最富的城市，政府正在绞尽脑汁找钱，他们甚至打算向拆迁户借钱。

这个北中国的财富汇聚之城，二十多万外来人口正在陆续撤离。老城区东胜一套三室的红砖平房，月租金已经从近4000元跌到了不足2500元。

而找钱，成为鄂尔多斯政府的关键词。

在此之前，融资平台是救命的稻草。以东胜城投为例，2011年净资产仅为2008年时的2倍，而同期债务规模却翻了21倍。尤其是2009年，负债从6.3亿激增至91亿。

东胜城投公司审计报告显示，这家注册资本为12.4亿元的区县级融资平台及其关联公司，2011年末向国开行内蒙古分行、建设银行及中国银行贷款的余额为45亿元，主要以质押的方式。其中国开行贷款占37.9亿元。

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地方财政的还款能力却无法同步增长。根据东胜区政府提供的数据，2012年区财政可用财力仅增加4.26亿元。

但很快，这根稻草也难以救命了。

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银监会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工作的通知，制定了具体的平台贷准入门槛。

“融资平台在国家相关政策调控下，成效有限；其他筹资渠道也比较狭窄。”东胜区财政局在2011年的工作总结中提道，“面对巨大的支出需求，筹资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银行融资之门缩窄，政府转头找上了当地的“财主”——2011年，东胜城投向当地大型民营企业伊泰集团、鄂市满世房地产公司及市国投公司，以委托贷款的形式，融资近9亿。

此外，还直接向北京星河湾公司、鄂市佳奇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及内蒙古雄鹏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共计14.75亿元，向东胜区建设局和国资公司融资4.5亿元。

资本市场，迅速成为新的救星。

2011年末东胜城投通过新华信托和新时代信托融资余额9.5亿元。2012年2月，东胜城投又发行6年期20亿元城投债。

公开资料还显示，鄂尔多斯国投集团于2010年5月发行10年期28亿公司债。鄂尔多斯市城投公司于2011年4月发行7年期10亿城投债，并且通过中信信托发行的近9亿应收账款流动化信托项目仍在发售中。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空旷的街道代表了最富有最兴盛时期的激进冒险。

政府所拖欠的工程款，也正在通过这些金融设计，曲线蔓延。

一位地产公司高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正在试验的新设想是，通过信托公司进行项目贷款，未来本金和利息由政府还，“相当于把我们的债务转嫁给政府，冲销政府对我们的欠款”。

“政府已经同意了，现在需要我们自己找信托公司。”他说。

绞尽脑汁找钱的，还有康巴什国投公司，他们甚至瞄准了有钱的拆迁户。

公司副总经理苏润飞向媒体证实，康巴什国投试图以17.523%的年利率向拆迁户进行委托贷款融资，资金来源是每个拆迁户数百万的拆迁补偿金。

“我们不愿意借钱出去，我们只想要现金。”一位曾接到上述通知的哈巴格希移民新村拆迁户说。

不过，拆迁村民与苏润飞均证实，这一计划后来并未执行。

楼市冰冻，痛在政府

2011年10月至今，销售总监魏晨所在的房地产公司出手了近100套住宅——不过没有一套属于正常销售，全都用于抵债。

冰冷的楼市，映射着财政的窘境。

2012年5月9日，鄂尔多斯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上，市长廉素表达了对财政收入放缓的隐忧：截至4月，鄂市财政总收入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34.5个百分点，低于年初预定增速13.2个百分点。

为当地政府贡献大量财政收入的鄂尔多斯楼市和土地市场，正恍若一潭死水。

2011年10月至今，销售总监魏晨所在的房地产公司出手了近100套住宅——不过没有一套属于正常销售，全都用于抵债。

公司已有半年未发薪水，魏晨在几个月前干脆遣散了销售部，而自己专职负责融资——老板承诺，若通过信托融资3个亿，他可以从中提成100万。

鄂尔多斯五百多家地产公司中，境遇大多如此。

根据市政府的数据，截至2012年4月底，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约150万平方米，销售额106亿元，均价仍高达每平米7000元。但实则“有价无市”——成交商品房主要集中在两种形式：一是过去已认购但因手续不全未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在补签合同，占销售总量的62%；另一种则是开发企业以房抵债，占销售总量的29%。真正的市场成交量不足10%。

在此之前，鄂尔多斯楼市之疯狂举国闻名。2006年，鄂尔多斯城市化建设步入黄金期，2007年出现第一轮房价增长。煤炭价格上涨及大规模征地拆迁补偿款带来的丰厚民间资本，一手疯狂购房推高房价，另一手又通过民间放贷赚更丰厚的钱来滋养房地产业的泡沫。

泡沫游戏中，一个楼盘的一半甚至全部建设资金都来自民间借贷，房地产公司几乎不需要自己掏多少钱，就能毫不费力地滚动开发一个个楼盘。

但泡沫随着2011年数起非法集资案而破灭。祁有庆、王福金、苏叶女等几起案件资金缺口高达数十亿，民间资金恐慌挤兑，借贷与地产市场双双冰冻。


无法融到民间资金，又无法通过预售回笼资金，房地产公司的高杠杆模式被由此逼停。

据鄂尔多斯市政府的数据，截至2012年4月底，全市324个房地产续建项目，复工率不到四成。计划新建的49个项目，只有7个开工，开工率14.3%。全市房地产市场完成投资10.4亿元，同比下降83.4%。

楼市冰冻，最痛的是地方政府。

财政减收随之而来。2012年上半年，鄂尔多斯中心城区东胜区建筑业及房地产业纳税分别减少14.8%和29.6%，而以土地出让金为主要来源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9.5亿元，同比下降近八成。

卖不出去的煤

鄂尔多斯地方财政，依赖于煤以及相关产业。但2012年5月以后，鄂尔多斯的煤卖不出去了。

地产这条腿走不动了，更糟糕的，另一条更粗壮的腿也突然停了。

煤炭，是鄂尔多斯所有财富的起源——即使是后来的楼市财富，最初也通常来自煤炭。

2005年，鄂尔多斯煤炭年产量超越多年稳居全国产煤冠军的山西省大同市，成为全国产煤第一大市。鄂尔多斯地方财政的七成，完全依赖于能源、化工以及它们的初加工产业。

但2012年5月以后，鄂尔多斯的煤第一次卖不出去了。

东胜往北15公里，仅铜川镇红泥塔的一座小山上就聚集了七八个煤矿和三十多家选煤场。

2012年8月3日，南方周末记者登高下望，满目皆是煤炭堆积成的小山丘。这些煤堆大约有四十万吨，均为粉煤，已经在此滞留了近三个月。

通常，煤炭从小煤矿运到煤场，遴选成颗粒较小的粉煤和较大的块煤，随后由煤贩子运往河南、山东等地。粉煤主要是工业用煤，多销往火力发电厂，而块煤则多为民用煤。

一位煤场主回忆，此前煤几乎“从不积压，即来即卖”，“从早上六点忙到晚上十点，一天一百来车，4500多吨。”

5月起，形势急转直下。先是眼见粉煤价格短短几天内急跌五十多元，而后，即使贱卖，仍然生意惨淡，“隔一天来上两三辆煤车”。

当地一家大型煤矿集团也无法逃脱噩运。“去年前年一个矿一天卖一万多吨，今年一天卖几十吨煤。”该集团副总经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东胜煤区地处热量较低的煨煤带，每吨缴完地税的粉煤在煤场的售价仅为130元左右。每售出一吨粉煤，就意味着亏损近40元。

又正值雨季。大雨过后太阳直射不到两个小时，积压煤堆上就升起袅袅白烟。粉煤因颗粒较小，不易保存，极易自燃，损耗很大。

因此，大多数煤场都选择“只出不进”。

根据东胜区政府的数据，2012年上半年，占东胜区财政总收入四分之一的煤炭业，税收减少17.2%。

“2008年金融危机时，感觉好像天黑了，下了几点雨就过去了。但是从去年开始就是瓢泼大雨了。”上述煤炭集团副总经理说。

工程款欠着，拆迁款也欠着

“如果政府不欠企业这么多工程款，或者铁西和康巴什不同时这么大步子开发，现在鄂尔多斯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些。”

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政府来说，收入增速放缓显然来得太不合时宜。

鄂尔多斯正在打造“康巴什新区、东胜市区与阿镇新区”100万人口中心城区，而公开数据显示，中心城区现有人口仅50多万人。

康巴什新区兴建的七大标志性文化工程，总投资近30亿元。与此同时，东胜的铁西新区，未完工的商住综合体亦比比皆是。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仅2010年3月至2012年6月，康巴什国投公司公开招标的项目金额总计高达57.6亿元。而2012年上半年康巴什新区财政总收入仅为7.3亿元。

“近两年，我区经济及社会各项建设任务繁重，财力有限，入不敷出。”东胜区财政局对此忧心忡忡，在2011年工作总结中提到，“土地出让金不体现净收益，不能有效补充财政。”

连续多年来，造城热席卷中国大地，鄂尔多斯不过是其中最热切的城市之一。而巨额资金的来源，来自于煤炭、地产以及借债。

不过，对于地方负债，无人能知晓确切的数据。民间对鄂尔多斯地方债总量的估算，大致有1200亿、2400亿和4000亿三种版本。

而官方表述来自于市长在一次市委内部会议上的讲话——“目前鄂尔多斯市各级政府债务规模已远高于警戒线。”

按照这一说法，鄂尔多斯债务规模很可能超过2000亿——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公共部门债务占GDP比重60%，而2011年鄂尔多斯GDP达到3218.5亿元。

进一步可以计算出来，鄂尔多斯政府杠杆率为3-5倍（2011年鄂尔多斯地方财政总收入为796.5亿）。

这意味着鄂尔多斯的杠杆率非常之高。资深信托业人士刘擎说，她考察众多地方政府项目，那些债务杠杆过高的项目，信托公司都不接受，即使是风险较高的结构化产品，银监会允许的杠杆率也只是3倍。

市长在讲话中还提到，市政府“决定从今年起利用3年时间完成全市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工程款的清理化解任务”。

事实上，在鄂尔多斯，政府大量拖欠工程款司空见惯。

当地一家经营养老地产和承包政府投资路桥工程的房地产公司，工程款及财政返还金额共计2.5亿元，但实际从政府获得的款项不足1000万。

“我们算是小数目，本地一些大公司的政府欠款动辄几十亿。”上述公司高管说。

“政府一般的做法是拿土地还，或者可以便宜一些卖。但问题是，现在土地不值钱了。”上述地产公司高管说。

康巴什国投公司副总经理苏润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承认，康巴什新区建设欠内蒙古博宇事业集团有限公司债务约10亿元，园林绿化负债约20亿元，东方路桥、新泰、吉泰等民资基础设施建设公司的债务约20亿元人民币。

“如果政府不欠企业这么多工程款，或者铁西和康巴什不同时这么大步子开发，现在鄂尔多斯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点。”上述地产公司高管说。

停不下的红舞鞋

“第一步挤掉泡沫，第二步给伤口做清洁，也就是清查融资平台、重点企业的债务，第三就是补足养分”。如果做到这些，鄂尔多斯或许能迎来一次变得更健康的机会。

“鄂尔多斯是转得最快的齿轮，突然让他停下来，后果是最严重的。”一位当地房地产公司高管说。

像穿上了红舞鞋一样，鄂尔多斯无法停止找钱—投资—找更多钱的步子。为了不让轮子突然失速，政府不得不四处找钱来保障一些重大项目。

尽管鄂尔多斯房地产业一片死寂，但政府性投资项目却仍在迅速推进。为了举办2015年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正在赶建。“体育中心预算4.7亿，最后可能会达到8亿。”康巴什城建局一位工程师说。

为了保障这些重大项目建设，鄂尔多斯勒紧了裤腰带。

市政府下令“严格控制公用经费”，包括“原则上不新购买公务用车、不新进人员、不新举办未经审批的各类大型活动、不新建楼堂馆所”。

当地酒水行业一位销售总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半年三分之一的酒店关门歇业，几个主流酒水品牌在鄂尔多斯的销量都出现了四五成的下滑。

“因为不好报销，有相当一部分政府的酒水消费档次，从八九百块转移到三四百块钱这个价位了。”他说。

康巴什国投公司也于8月初贴出了“关于降低经费支出相关事宜的通知”，包括“严禁各子公司自行招人”、“一般的招待必须到单位内部食堂进行，严禁随意提高接待标准”等内容。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鄂尔多斯市交通局、人事局等政府部门，曾一度于3月至5月只发放基本工资，后于6、7月才补齐。

在开源方面，市政府、税务部门已经制定了增加税收的一系列具体办法，总的目标是，要让2012年鄂尔多斯新增地方可用财力达到50亿元以上。

招商引资，也日益重要起来。

不久前，鄂尔多斯政府就曾邀请江苏企业家代表团前去考察，当地政府举办了盛大的晚宴，考察的项目里就包括房地产项目。当地政府希望引入外部资金或上市公司资金接盘。


不过更重要的，是帮助当地经济摆脱对煤炭与地产的依赖，真正建立起健康的产业。

“第一步挤掉泡沫，第二步给伤口做清洁，也就是清查融资平台、重点企业的债务，第三就是补足养分，比如邀请发达地区的企业家去考察接盘项目。”刘擎说，“这个思路没错，但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涉及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接盘这些债务，需要履行有关程序，不能让并不同意接盘的部分小股东和纳税人埋单来承担这个风险。如果中央政府接盘，也要经过有关预算法和人大会议程序，不能再走一旦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就中央财政接盘的老路。”（文中魏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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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样本之一】郑州：担保狂城
经济 2012年08月10日 01:43　　　 文 / 樊殿华
原文刊载于2012年3月19日南方周末

在给担保公司送了一年多外卖之后，31岁的王刚将10万元放进这家名叫华大的公司，月息2分1。那是2011年8月，郑州。

一个月后，利息按时到账，净赚2100元。他马上追加20万。

半年后，2012年2月29日，他扯着横幅，与上百人一起聚集在通往华大的路口，希望政府出手帮助讨回自己的投资。这样的街头剧最近频繁在郑州上演，上访大军都是河南省各家担保公司的“理财苦主”。

此时，河南省已有一百多家担保公司无法按期兑付本息，整个地区风声鹤唳。在重灾区郑州，政府派驻了五十多个工作组进驻出事的担保公司。而在金水区——这个重灾区中的重灾区——担保、投资公司董事长及高管被要求“24小时开机，随时接受专案组调查，每六个小时上报工作进展”。

2月23-25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到郑州、许昌进行调研，专门走访了担保公司等民间金融机构。新华社报道说，他强调要发展和完善草根金融，也强调“要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金融传销等违法金融活动，切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过去几年，河南省担保公司膨胀的速度堪称全国之最——根据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的数据，2010年底已从2007年的100多家飙升至1640家，约占全国的1/4。疯狂的结果，是这场前所未有的资金之痛——当地业内人士估算说，这次危机将使近千亿民间资金告急，波及近十万投资者。

担保公司曾经承载着民间金融“开门”的厚望，却在几年后成为金融业的一颗“地雷”。河南不过是其中最典型的地方。

多米诺骨牌倒下

在2011年的国庆后，风暴突然而至。

10月18日，王刚路过华大公司，意外发现大厅挤满了要求提取本金的客户。按照担保公司的合同约定，理财客户可以随时终止合约，前提是放弃利息。但此时想从华大提前支取本金几无可能，工作人员正在说服到期客户续约。

事实上，风暴起源于郑州成立刚满一年的圣沃投资担保公司。

9月19日，圣沃公司老板称因借款方逾期还款导致担保公司无力兑付。十一长假过后的10月13日，近千名客户挤满了郑州浦发国际金融中心圣沃公司所在楼层。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家注册资本仅为5000万的担保公司资金缺口超过15亿。

遍布全省的理财客户很快得知了“圣沃危机”。由于圣沃承诺的利息之高在业界几乎无人匹敌，坊间传言不少担保公司将客户资金投入圣沃套利。

此时，中国经济在狂飙突进多年后，增速突然放缓。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全国各地的资金链都开始紧绷，民间金融盛行的浙江、广东、福建等地，都不断爆发出资金链危机。

郑州也人人自危。就在圣沃客户集体追债的第二天，华大开始出现挤兑。多米诺骨牌随后相继倒下——新通商、三六九、宝银、欧陆、鼎诺等一百多家担保公司陆续暂停兑付客户本息。很快，写字楼华悦时间广场里的十几家担保公司只剩三家营业。

“风控严格很多，拥有拨备、存准的商业银行都无法抵挡大规模的挤兑，更何况参差不齐、缺乏监管的担保公司。”河南工业大学经贸学院教授张树忠说。

风暴过处，哀鸿遍野，一点可能的挽救机会都没有留下。

起初，华大公司的董事长丁彦柯、财务总监宋沛还驻守公司，曾先后拿出六套不同的还款计划，劝说客户。但计划一再落空，投资者坚决要马上还钱。11月30日，丁彦柯被寸步不离的客户围困在华大的办公室。当时的目击者称，丁一睡着，就有愤怒的投资者朝他扔玻璃瓶，将其惊醒。三天之后的周六晚上，一群分公司的业务员将丁解救出华大办公室，此后他再未出现。

除了114名客户于几天后收到华大付的1000元利息外，其余所有兑付计划宣告失败。华大公司提供的担保合同情况表显示，截至2011年12月20日，华大资金缺口约4亿元。

南方周末记者看到，华大公司八百多平米的办公场地早已人去楼空，公司电脑的主机硬盘都已被拔走，只剩下大厅正中央一个玻璃柜子——里面摆满各种机构颁发的荣誉牌匾，比如河南电视台评选的“十佳最具诚信投资担保公司”、东方今报颁发的“2010年度最佳理财奖”。

“4万亿”，从崩溃边缘到幸福顶峰

在2008年之前，河南担保业风平浪静。

2001年，在商业银行工作了11年的李文凡下海，创建河南邦成投资担保公司。这是河南最早的担保公司之一，他看中的是中小企业融资这片蓝海。

邦成最初只是帮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作担保，但囿于银行贷款额度和效率的限制，2003年逐渐推出民间融资担保业务。

这个后来在民间借贷领域赫赫有名的“邦成模式”，最大特点是“一对一”、“不摸钱”和“透明操作”——一个借款人对应一个出资人，由公证部门对借贷交易进行现场公证。资金不需要通过担保公司，担保公司只收取担保费，并承担代偿责任。

这个“邦成模式”后来又被叫做“郑州模式”，与以熟人借贷、地下钱庄为代表的“温州模式”和以民间借贷中介为代表的“青岛模式”并称中国民间金融的三大模式。

波澜从2008年底意外出现，由金融危机后的政策变化掀起。

这年10月底，为了缓解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小企业带来的融资困境，中央财政增拨10亿元，主要采取无偿资助方式，用于弥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代偿损失。

两个月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又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省发展担保业以支持中小企业。这纸红头文件成为担保行业的“重大利好”，各省相继对融资担保开闸。

另一项楼市救市政策，则把担保业从崩溃的边缘直接送上了幸福的顶峰。

伴随着自2003年以来房地产市场连续五年的高歌猛进，大量资金经由担保公司担保流入房地产行业，而受金融海啸与楼市调控所累，地产业骤冷，殃及担保业。当年11月，郑州地王“蓝堡湾”项目就因资金链断裂殃及数十家担保公司。

然而，2008年末至2009年初，政府迅速而强力的楼市救市措施将大批地产公司从生死线边拽了回来，房价上演惊天大逆转，差点还不上钱的地产公司“咸鱼翻身”，让担保业跟着飞上天堂——当时在郑州流传甚广的一个故事是，地产公司向担保公司借了一千万，一年之后连本带息还了两千万。

“但是他们把这种丰厚的利润当成了常态。”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业内人士回忆，“他们认为树能长到天上，股票能涨到2万点。”

三年的野蛮生长由此开始，大量投机者涌入这座冒险天堂。到了2010年，全省获得省工信厅备案证的担保公司数量已经比三年前翻了十倍，飙升至1640家。

联合理财，击鼓传花

在这根资金链条上，担保公司一手牵着放钱的人，一手牵着要钱的人。

十一五期间，郑州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而位于金字塔底层的中小企业却长期忍受着资金的饥渴。要钱的公司络绎不绝，再多的钱也不愁借不出去。

于是，突然涌进这门生意的上千家担保公司，开始争抢“放贷者”。

那时候，走在郑州街头，公交车车身、出租车后窗和当地晚报广告版全是担保公司的理财广告，四五家担保公司的业务员长期蹲在郑州市几处高档住宅小区门口抢客户。

此时，在负利率背景下，大量的钱正困在笼中渴望出口。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显示，2010年河南省城乡居民储蓄规模达到近1.3万亿元。

“民间金融长期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体制机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要求。投资无门，中小企业告贷无门，被金融垄断压抑了。”一位不愿具名的当地监管部门人士说。

担保公司的理财广告因此极具诱惑——如果摆在你面前的是收益率和安全性都无法预期的股票和期货，安全性满分但收益几乎为零的银行储蓄，或是安全性和收益率都能拿五颗星的“担保理财”，你会做何选择？

在滚雪球般的欲望中，“邦成模式”终于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无法避免地走了样。

担保公司的利润来源，从收2%-3%的担保费，变成了收“存款”与“借款”之间的利差。

随着资金链越来越紧，经济失血加剧，利差的空间越来越大。担保公司的“揽储”也因此愈加疯狂。

“2010年上半年没听说过给出资人超过2分的息，邦成给的是9厘、1分，”当地担保业一位主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下半年开始，从2分、4分一直涨到8分。”

联合理财，正是在此时成为火爆的新名词，取代了过去“一个借款人对一个出资人”的“一对一”模式。从此以后，“放贷”不再只是有钱人的赚钱方式，而成为全民的击鼓传花的游戏——无处投资的老百姓，都热切渴望着能挤上这列财富快车，却对它的危险浑然不觉或者有意忽略。

正是在此时，王刚在华大公司出具的三方担保合同借款人一栏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借款金额10万，期限三个月。合同标明的月息为1分6，“实际月息是2分1”。

签字、刷卡例行公事，王刚没有见到借款方代表，也并未过问借款方的还款实力，只是听业务员说借款方有现房抵押，一旦还不上钱，房产能划给王刚。

同样的方式，64岁的国棉五厂退休职工李铁梅瞒着老伴和女儿，带着银行户头里全部的32万元积蓄辗

转找到了华大公司加入全民放贷大军，“朋友介绍这里息高”。

她紧紧地攥着合同，却对自己借贷的项目一无所知。她的逻辑里，“公司墙上挂着政府颁发的备案证”足以确保这项投资万无一失。

他们都忽略了担保业的危险。2011年6月11日，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其网站对外正式公布了“首批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资格初审合格企业的名单”，合格率不足20%。

但那时候，让担保公司做理财看上去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在2011年9月以前的两年时间里，除了一家名叫诚泰的小公司发生资金链断裂外，理财客户们几乎从未听到过担保公司有问题的坏消息。而诚泰出事被很多人认为是“股东吵架出了事”，这个案子很快淹没在席卷河南的“到担保公司去理财”的热浪中。

一位担保公司股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少人透支信用卡提取现金，甚至将房产抵押到银行，贷款出来放到担保公司。”

钱都去了哪

这时候，没有人在意，他们的钱都被借去了哪里。

“公司的理财业务通常比较透明，对外融资借款这块相对都很隐秘。”一位担保公司的股东告诉记者。

华大公司提供的一份借款担保合同情况统计表显示，表上列出的14个借款项目中只有3个为较合规范的“一对一”项目。

华大客户虞克云将200万元出借给安阳大华商贸城，就属于“一对一”项目——虞克云等五人直接借款给安阳大华商贸城，月息为2分。虞克云曾在借款前到安阳实地考察项目，签约时担保公司和借款人同时在场。“因为金额比较大，所以比较谨慎。”他说。

华大事发后，多个理财客户聘请律师调查其他几个贷款项目的经营状况，却发现贷款项目多是缺乏还款能力的“鸡肋”。

客户王新玉于2011年6月2日出借50万元给一家名为平顶山良基置业的地产公司，期限六个月。这家小地产公司以平顶山市宝丰县“良基王朝”二期内部认购房合同作抵押，被华大公司包装成“经营状况优异”的明星企业前来融资，然而律师调查结果是“良基王朝”二期至今尚未开工，一期房产建成后因面积缩水被央视曝光。

“我们曾经考察周口市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要融资建一个商业中心。”一位担保公司主管告诉记者，“企业热情地招待吃喝，但很不情愿让看项目。我们坚持去看，才发现项目还只是一片平地。”

这些地产项目因利息收入较高而颇受担保公司青睐，借款金额动辄上千万。但实际上，根据2011年颁布的《河南省融资性担保公司暂行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也就是说，注册资本仅为5000万元左右的担保公司，单笔担保金额不能超过500万。

“借款方欺负我们没有银行的威慑力，而且没有客户的信誉共享，”一位担保公司股东也一肚子委屈，“银行就不一样，有健全的信誉档案，还是共享的。”

一旦发现借款公司出现了问题，担保公司也往往私下解决，因为如果以抵押物走法律程序，最少几个月，这几个月理财客户的利息得自己负担，“到时候，官司赢了，公司已经倒了”。

这时候，已经被资金绑架的担保公司开始走上一条无法刹车的狂飙之路。他们甚至包装虚假项目和合同，或是以既有项目超额融资，以兑付无法还上的旧客户本息。

华大出事后，“苦主”聘请的律师查明，华大当时提供的借款方抵押公证属于伪造。

“我认识在华大的朋友。他们融资的项目总共才两三个，项目材料已经翻烂了。”一位担保公司高管回忆，“项目本身可能只需要四千万，结果融了一两个亿。”

窟窿越来越大，包裹着的那层纸终于被蜂拥而来的挤兑戳破了。

“备案证”变“许可证”

在中国的现行金融制度中，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权在地方政府。

“我们国家的金融改革一直滞后于其他领域改革，一直没有设立专门的民间金融监管和服务机构。”张树忠说。看起来同样都属于“草根金融”的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却分属地方政府的工信厅、商务局和金融办监管。

在河南担保的发展史上，当地政府曾两次进行过大规模行政干预，采用手段都是“控制市场准入”。

2009年9月开始，河南省工信厅要求所有担保公司必须持有“备案证”方可运营，备案证需经工信厅审批。

然而，仅一年多的时间，河南发出了1600多张备案证。

备案证的要求并不高，硬指标是注册资金不低于5000万。一家担保公司主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朋友公司通过了审批，他几乎依样画葫芦地抄了一份，结果竟然没有通过。“给主管审批的科长塞了两个红包之后，就搞定了。”

那时候许多人都有“门路”弄到一张备案证。公开资料显示，后来出事的华大公司董事长丁彦柯曾于2009年因欠债不还被拘留15天，但不久之后，他仍然顺利办了华大，并且拿到备案证。

多位当地担保业人士都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这次大规模出事前，这种资金生意在河南一直是个一旦入场就几乎无人监管的“游乐场”。

在此期间，河南省曾宣布要对省内担保机构“进行全面清理整顿”，但进展却一直不顺利，后来便没了下文。

备案证制度施行不到两年，河南省决定推出“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来取代旧有的备案证，试图通过提高准入门槛、减少发证数量来迫使部分违规操作的公司退出市场。

许可证的门槛比备案证要高得多，不过也依然挡不住“门路”。“要达到1亿元银保业务的线不难，赶在审批前从县里的地方银行办出来的。”一位担保公司主管向记者讲述了其中的一些奥秘，他所在的公司已经拿到许可证。

2011年9月，河南陆续下发第一批通过初审和公示的许可证牌照，只有200多张。

但未及第二批许可证下发，河南担保行业就已大范围资金链断裂。出事的光大伟业、煜鑫泰等担保公司刚刚获得许可证。

从尴尬的工作组，到“快查，快办，快判”

郑州因此躁动不安。

当初疯狂投资的“放贷人”，开始疯狂地追着担保公司老板、借款公司老板和当地官员。投资者一度将希望寄托在了高调进驻公司的政府工作组身上。

2011年10月下旬，郑州市政府迅速成立了工作组。郑州重灾区金水区的工作组包下了位于郑州市经七路财鑫宾馆的两层客房作为“指挥部”和办公用地。

五十多名组长分别从市委办公厅、市人大直至市体校、市粮食局抽调，均为副县级以上干部。每天至少有一名工作组成员留守各家公司，接待前来质询的理财客户。

但四个多月过去了，工作组进展缓慢。

事实上，这个大小会议不断的工作组先天不足：没有执法权，工作组无法强制查账，也无权冻结公司资产，只能靠公司老板“主动配合”。面对焦虑的理财客户质询工作进度，驻华大工作组组长、郑州市审计局副局长王学荣几乎从不拒接电话，但回答一直是“我们正在查”。

最初担心走司法程序会导致债权缩水的理财客户们，最后决定走法律途径，到法院申请立案。

可是，王刚将二百多份华大客户的报案材料交给郑州市经侦大队，却石沉大海。王学荣在电话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已经向上面打过多次立案报告，立不立案需要上面批准”。

“听市里面的意思，如果允许立案，公司太多，警力不够。”驻华大工作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立案之后过程依然漫长，诚泰、圣沃立案后也一直没能兑付。”

但风向似乎正在转变。2月16日，在鼎诺公司、工作组与客户代表三方会议上，驻鼎诺公司工作组组长、郑州市统计局副调研员郭莉曾传达“上级会议精神”，称刚刚上任的新市委书记对危机处置很重视，“新的思路是‘快查，快办，快判’。”对已经立案的公司要加速判决，该毙的毙几个，该抓的抓一批，该立案的要立案，以教育其他担保公司。同时，对闹事的、堵路的集资客户，也要严厉打击。

根据郭莉披露的数据，截至2月16日，已经进驻工作组的担保公司为51家，立案9家。

而2012年5月31日，被业内认为是河南担保业的一个“大限”，因为郑州市金水区要求所有担保公司在这一天前结束兑付。

“一池子鱼都病了，就是水的问题。”在当地一片焦虑的时候，一位担保业元老级人士却觉得没事，他一直坚持不做房地产、不做过桥资金，“银行是主血管，民间金融是毛细血管，必须综合治理。光管住担保公司也没用，还会有投资公司、汽车租赁，都可以集资。”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诸多担保业人士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公开姓名，不管是出事还是没出事的。

（文中李铁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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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样本之二】杭州：担保圈火烧连营
经济 2012年08月10日 01:31　　　 文 / 樊殿华
原载于2012年6月28日南方周末

一道沉重的选择题——要么欠贷不还，要么让资金链断裂。这是许多杭州企业正面临的痛苦抉择。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无论选择哪个，都代价惨重：前者会造成金融资产的迅速恶化，后者则会牵连大批企业直接坠入破产深渊。

“办企业十多年，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我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对资金感到如此恐惧。”一位卷入危机的企业主，心有余悸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场危机，被当地的银行业人士称为“史无前例”。来自银监局的数据显示，浙江省2012年4月底不良贷款为637亿，比年初增长145亿，增幅近30%。

杭州家具商会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仅仅是在家具行业，担保圈所涉及的企业就有100多家，债务金额超过100亿元。而根据上市公司公开资料，绿城、新湖中宝等13家浙江上市公司为23家非关联方提供了担保，涉及金额25.5亿元。

眼下的杭州，企业与银行都人人自危，政府也开始全力介入。

今年以来，杭州市政府及各区县政府已经密集召集受担保圈信贷危机波及的企业和各家银行召开协调会，试图说服银行停止从企业抽贷，以控制危机的迅速蔓延，但收效甚微。

2012年6月20日，浙江省政府召开主题为“改善金融发展环境、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视频会议，省长出席，杭州市政府“针对当前企业出现的资金链断裂等风险”发言。

“到现在为止，整个盘子扩散到底有多大，我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杭州市经信委副主任徐虎忠曾这样表示。

自从2011年9月温州大规模爆发跑路潮以来，资金断裂企业名单就一直在不断刷新——中江控股、高盛科技、康辉铜业、广业钢铁……一些小公司的资金链紧张，如何引发了这场大面积的危机？担保圈信贷危机如何像黑洞一般，卷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南方周末记者记录了其中一个典型故事，一家公司如何直接将至少三十余家公司拖入危机。
担保链上，多米诺骨牌倒下

一家公司的危机，经由互保链，迅速放大扩散至其外围的数级担保圈，风暴由此升级。

掀起这场风暴的蝴蝶，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建筑公司浙江天煜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煜建设），注册地为浙江东阳。

2011年12月20日，天煜建设下属江苏分公司经理因非法集资被法院立案，天煜建设全部账户和房产陆续被法院冻结查封。

很快，火烧到了家具制造企业嘉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逸集团），因为嘉逸集团与天煜建设存在互保关系。

“互保”是指互相担保，也就是企业之间对等为对方保证贷款，当对方还不上时需承担还款连带责任。浙江企业之间互保非常普遍，还有更多的采用“联保”，就是三家或三家以上企业自愿组成担保联合体，所有成员为其中任何一家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

十余天后，嘉逸集团及其关联公司陆续被建设银行、宁波银行等八家银行“挤兑”，被收贷1.15亿元，导致出现1.2亿元贷款逾期。

风暴由此迅速升级。根据浙江余杭区政府向浙江省银监局提交的一份文件显示，嘉逸集团互保圈有六大集团，涉及企业超过30多家，互保金额总计4.18亿元，资产逾55亿元。

一个月后，因与嘉逸集团有互保关系，家具行业的“大哥”荣事集团被北京银行率先收贷3000万元。为保障企业正常流动资金，荣事于5月3日出现第一笔贷款逾期。

同处第二级担保圈的两家企业同样遭遇银行收贷，而另一家互保公司高盛集团于3月初出现资金链断裂，董事长洪汉民出逃加拿大。

事实上，风暴仍在加速积聚。

2012年3月，因发现危机向家具行业扩散，杭州家具商会向杭州市政府及省银监局递交报告，希望银行停止收贷、返还贷款，并“在3年内不减少企业贷款额度”。

不料这份报告恰恰适得其反，浙江省银监局马上抄告各银行，家具行业因此被银行列入重点关注行业——荣事下游的二级担保圈企业接连出现银行收贷。

由于产业集聚，杭州家具企业大多由行业上下游公司提供担保。根据杭州家具商会的统计，由于互保圈扩散，牵涉关联行业内企业100多家，债务金额超过100亿元。

3月26日，担保链上体量最大的虎牌控股集团因与荣事的互保关系，被华夏银行收贷4000万元，第二天又被中国银行收贷4000万元，紧接着又相继被中行、建行及农行收贷共5500万。

虎牌告急，风暴由此升级，从建筑行业的小公司蔓延到家具行业、输配电行业，并继续向化工、纺织等其他行业迅速扩散。
虎牌传染“金融非典”

跟上一波民间借贷潮中许多企业是因老板赌博、炒房、放高利贷而出现资金链问题不一样，这一次担保信贷危机波及的企业，许多都是专注实业资产健康，甚至不少是像虎牌这样的行业明星企业。

虎牌控股是这个担保链中规模最大的企业，跻身“中国民企五百强”，坐拥35亿资产。它在输配电领域已经踏实经营了数十年，即使在炒楼风气极重的浙江，也始终恪守本业，没有涉足房地产。

银行上门收贷之时，恰逢虎牌由于此前的一次收购而处于流动资金吃紧的状况之中。

2010年11月，虎牌控股斥资7.98亿元收购浙江省电力公司剥离的三产企业浙江宏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希望借由产业链延伸“做大做强”。收购款的一半来自自有资金，剩下的3.82亿元由浙商银行提供并购贷款。

但虎牌与浙商银行的合作并不顺利。

浙商银行方面称，虎牌控股在完成并购后未按约定质押宏发能源下属两家合资公司的股权，所以收回贷款1.32亿元。

而虎牌的难处是，合资方西门子及德特公司并不愿提供股权质押。

“我们请浙商银行帮忙做并购尽职调查。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说清楚，外资股权到底能不能质押。”虎牌董事长虞成华说。

这意味着，1亿多资金缺口，需要由虎牌从旗下子公司的流动资金中抽调。

2012年1月，虎牌控股股东注资1亿多，希望帮助企业在这一年顺利转贷。但此时，从担保链上扩散而来的银行收贷潮，很快将虎牌储备的转贷资金抽干——长期的高速增长中，制造业短贷长用成为常态，大量银行贷款已经沉淀到设备和材料中，无法迅速变现。

“你叫我一下子还这么多钱，钱能从哪里来，现在即使想从民间借贷都借不到了，都叫银行收空了，”虞成华说，“这是金融‘非典’，就像传染病。”

事实上，跟上一波民间借贷潮中许多企业是因为老板赌博、炒房、放高利贷而出现资金链问题不一样，这一次的担保信贷危机波及的企业，许多都是专注实业的公司，甚至不少是像虎牌这样的行业明星企业。

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意识到了过去扩张的步伐太快，并没有为资金链危机作出足够的准备，也已经来不及从已经错综复杂的担保网中安全抽身。

据不完全统计，银行收贷之后，仅虎牌、荣事、正邦、新世、嘉逸、朗华和正见7家公司，其在29家银行或信用社的贷款余额就高达35.8亿元，并涉及共32家互保公司——这还不包括这些互保公司扩散开去的担保圈。
危险的不良资产

天煜资产被查封之初，嘉逸集团理论上可以通过变更担保人或者缩减借贷规模的方式建立防火墙。但现实的情况是——

2012年1月，嘉逸被建行收贷5000万元后，双方协商，建行同意重新放出2500万。但就在洽谈过程中，其他银行相继嗅到风险，也开始收贷。

结果是，建行反悔了。

“他们担心一放下来，就被别的银行收走，成了冤大头。”一位知情人士说，他所在的公司与嘉逸有互保关系，因此一直保持密切关注。

当时嘉逸因天煜出事而脱保的金额达到9000万，嘉逸的另外四家互保企业同意以每家两三千万的金额帮嘉逸扛起这部分担保额度。

但北京银行和建行均不同意，要求嘉逸必须寻找另外的互保公司，他们的理由是——火万一烧到嘉逸，原有的互保公司肯定要倒，因此担心担保效力不够。

“有风险的时候没人往里面跳，时间就拖下来了。”上述知情人士说。而最后的结果，是火势继续蔓延，至今仍无法熄灭。

在杭州，各家银行内部都已悄然将风险控制放到了比信贷任务更重要的位置。

据杭州银行一位客户经理介绍，年初的时候银行还在强调今年的放贷指标，到了现在，“已经没有人那么关心业绩，风控是首要的任务”。其所在的银行，一笔在过去几乎畅通无阻的抵押贷款，也被审批人员以“用途不合理”否决。

多名消息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几乎所有被收贷的企业都曾遭遇银行“连哄带骗”。企业还贷前，银行承诺给予转贷，一切都按程序走，“保证金都打进去了”，结果到临签字的最后一秒钟说“对不起，没有额度了”。甚至有的银行将企业账上未到期的贷款直接划走。

银行疯狂收贷的背后，是它的生存逻辑。

银行内部不良贷款率通常有1%的容忍度，一旦越线，就会启动问责机制。

据一位城商行的高管介绍，以他所在的银行为例，如果一笔500万元贷款出现逾期，所有签字放贷的员工需要缴纳3%风险押金，即15万元，第一责任人客户经理缴纳金额最多，为6万元。如果这笔逾期贷款最终无法偿还，银行员工缴纳的风险押金将无法偿还。

“因为不良贷款出得太多，几家银行的支行行长都被就地免职。” 浙江一家城商行杭州分行的风险控制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据《新世纪》周刊公开报道，今年浙江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出现罕见的“双升”。

风声鹤唳之下，银行惜贷严重——有信贷客户经理完不成放贷任务，但宁可只拿到手500元的工资，也不敢将收回来的贷款放给这些快要断流的民营企业。

“为了控制风险又要完成任务，就只能把贷款放给国有企业。”中信银行一位信贷部人士说。
艰难的政府协调

危机中的企业，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6月19日，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水电）“银企协调会”在杭州滨江开发区政府的一间会议室里举行。

正邦水电与虎牌有互保关系，它正在承建一项防汛工程，因此这家公司的境遇颇受政府重视——跟大多数由区政府召集举行的协调会不同，这次协调会由浙江省金融办召集债权银行，显然级别更高。

但会议内容大致相似。

正邦水电为虎牌7000万元贷款提供了担保，因此受虎牌危机波及，被银行紧急收贷——从4月1日起，正邦在短短45天内，被平安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和宁波银行收贷共计1.05亿元。

“如大坝决口，势不可挡。”正邦董事长杨勇称，自己日夜煎熬，“不是在做人，是做鬼”。

为按时还贷，正邦借了3000万元的民间贷款。

在会上，杨勇反复强调公司经营正常，有正常现金流，且正在进行信贷规模瘦身，恳请各银行不收贷、不压贷、不改变担保形式，“在利率上适当上浮一点，不要加太多”。

各家银行的代表在会上问及正邦的两大问题是，“你的3000万民间借贷怎么还”以及“与虎牌的担保怎么化解”。

“银行对你的隐性债务心里没底，才会压贷，银行的审贷会需要明确的信息。”光大银行代表说。

杭州银行代表则直率地指出，目前形势下存在“羊群效应”，“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信贷政策、流程和授权，如果谁先动手（收贷），我们在这里说要‘共进退’就都是一句空话。”他说，“即使滨江区的银行步调一致，区外的银行收贷怎么办？”

会上尽管各银行纷纷表态“支持正邦”，也提出建立银团贷款、引进国有背景的担保公司来解套等方案。但一位已多次参加类似协调会的与会人士对记者评论道，“没有实质性的协议签署，变数还是很大，一份会议纪要没有任何约束力。”

这正是地方政府在危机中面对的困境，类似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

在家具行业，杭州市政府协调信贷问题的专题会议召开十五天后，会议纪要终于姗姗来迟。这份会议纪要是市政府提出的解决信贷危机的“原则性方案”，被区政府称为“尚方宝剑”。企业主们一度对此寄予厚望。

现实让他们失望了。

由天煜案担保圈中涉及的新世公司曾应区政府的建议，带着杭州市政府发布的会议纪要，希望兴业银行将收回的抵押贷款重新放出——新世4000万房产抵押，被收贷后只剩1000万元。兴业银行连公司的人都没有见，直接回应称“如果虎牌危机没有解除，不可能变更方案”。

“乌纱帽和资金，这两个手段政府都没有，所以协调银行没什么效果。”一位杭州市金融办人士说。

事实上，金融改革十余年已经有了一定效果，要对股东负责的银行已经不再完全听命于地方政府。

这位金融办人士提出的两个方案是，由区政府拿出应急资金帮企业转贷以避免银行收贷，或者是，增加区政府在该银行的财政存款，“我给你利益，你帮助我，其余都是空谈。”
没有结束的尾声

杭州辖区内，萧山区和建德市政府采取了财政资金池的方式。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萧山区政府成立了一个总额为5亿元的区政府应急专项资金。

这一资金池在2008年12月成立，到2009年初经济好转后停止。在2011年11月重新启动。

根据萧山区政府提供的数据，这一资金池设立以来，共为中小企业提供应急资金82笔，累计周转资金15亿元。具体做法是，企业提出申请后，人行萧山支行联络相关贷款银行，由贷款行出具《转贷承诺书》；由区财政与企业签订借款协议书，贷款银行确保政府应急资金进入企业贷款账户；银行放贷资金下达企业贷款账户的同时，应急资金本金及费用实时划拨至财政指定账户。

企业使用政府应急专项资金原则上不超过5天，其间的资金流转由人行萧山支行全程监督，确保资金运转安全。

这种做法相当于政府出面确保银企转贷过程的完成，防止银行收贷之后不续贷。“5亿元的资金池周转起来，一个月可以解决数十亿的资金流转问题。”

嘉逸公司正是通过萧山区政府的这项驰援，在被收贷1个多亿后，得以死里逃生。

而更多的萧山区以外的企业，依然挣扎在危机边缘。也有企业，如虎牌和荣事，选择了让出股权。

虎牌控股这场危机让董事长虞成华萌生退意，“有机会把资产都卖了，不想再干了。”

而荣事正打算与一家家具国企交叉换股，让渡荣事51%的控股权。

“这对企业发展也算是好事。”荣事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内部人士说，“在银行面前，民企的全部资产，也抵不上国企的一个图章。”

在杭州，类似的故事正在不断上演，担保圈危机还在蔓延。“2008年是青蛙跳进开水里，而这一次，是‘温水煮青蛙’。”浦发银行一位当地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春节前高利贷、炒房炒地造成的信贷危机爆发，而春节之后则是担保圈信贷危机，“这一波波及的企业数量正呈级数增长。”


附文：谁在推动担保圈的生长？

“浙江民营企业背后的互保关系，已经发展到非常复杂的程度。”浙江一家城商行杭州分行的风险控制官说。

此次火烧连营的企业互保联保制，本来是一项降低风险的制度。

中国银行业发育到现在，大多数贷款依然是抵押贷款，也就是将抵押物按70%左右计价发放贷款。但在中国经济这轮长达逾十年的繁荣中，企业已经习惯了尽所有能量生长，抵押获得的贷款远远不能满足资金渴求。

担保于是成为银行和企业都能接受的选择。在民营经济最为活跃民间信用也非常发达的浙江，担保成为最受欢迎的一种方式。

2004年，为了控制风险，政策禁止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各家企业相互担保，于是不同企业集团之间开始大量互保，无数浙江的大中小企业，都通过纵横交错的担保链条异常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银行间的激烈竞争，更促进了这张网络的生长。2006年，城商行开启跨区域经营之门。仅杭州一地，就挤进47家省级分行。

“你不做的业务人家做。”建行一位信贷审批人士说，“以前都是抵押，后来人家有担保，你也得做担保。”

更为直接的，是2009年的救市政策，银行一级级压下来大量放贷，又往越烧越旺的火堆里添了无数柴火。

这位审批人士回忆，那时候“上面开会要求我们放贷要快”，以往需要正式批文才能放贷的项目，只需要出示一份“会议纪要”就可以放行。

“那时候银行成天上门跟财务疏通关系要合作。”一位参与互保的企业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银行信贷员为了完成放贷任务，有时甚至指导如何“包装报表”。

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有限，为了达到放贷规模，担保的审批也随之放宽条件。数位当地银行业与企业界人士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互保贷款占民营企业贷款总量的至少六成。

随着审批的放松和规模的扩张，没有人注意到，越来越多企业被越来越紧地缠绕。

“以前信贷规模比较小，一笔500万算比较大的贷款了，现在信贷规模大，一批就几千万甚至上亿。”上述审批人士说，“金额大了，需要的担保企业就多了。”

只需要一个偶然，地雷阵就将被引爆。而经济形势的下行变化，制造了许多个这种偶然。

这像是一个吊诡的悖论——原本银行因为希望分散风险而创造的互保制度，一旦出现危机，反而容易使风险敞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诱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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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贸信贷危机升级 无锡一商户老板被警方拘捕字号

欢迎发表评论02012年08月11日01:05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波及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钢贸融资危机进一步升级。本报记者获悉，无锡丰广贸易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林仙蕉近日已被无锡市公安局锡山分局逮捕。



　　在此前的6月15日，林仙蕉的家属就收到了拘留通知书，林仙蕉因涉嫌骗取贷款罪刑事拘留，被羁押在无锡市第二看守所。在林之前被拘捕的，还有丰广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的小舅子叶若彤。



　　据了解，林仙蕉案涉及到两笔分别为210万元和150万元的担保贷款。

　　目前，上海地区已有近30家钢贸企业因不能偿还到期贷款被民生、光大等银行集中告上法庭。但在林仙蕉被捕前，涉及钢贸融资的债务纠纷都是由银行采取民事诉讼方式，要求商户还贷。而像无锡这样由公安部门采取刑事手段，尚属首次。



　　此前的“跑路潮”一度使钢贸圈风声鹤唳，林仙蕉被捕在当地引起不小的震动。林被逮捕的同一天，当地经侦大队还收到了一份涉及多家企业的名单，已经有当地企业主向律师咨询“要不要自首”。

　　牵扯李国清案

　　以钢材贸易为概念融资，在长三角地区相当普遍，通行的做法是，由投资者设立一个钢材市场，同时设立一个以上担保公司，然后对外招商，由担保公司为进入市场的企业争取银行贷款。

　　据本报记者调查，在林仙蕉案中，运作这一切的是一个叫郑兴旺的福建建阳人，他在无锡兴办宝鼎钢材市场，入场的商户以林仙蕉这样的福建周宁人和建阳人为主。郑兴旺又同时成立了一家无锡联银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商户提供贷款担保。

　　一般的担保贷款流程是，担保公司选定客户，与银行商定客户的贷款额度，然后通知各商户按贷款额度的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支付给担保公司，业内称之为“抽头”。抽走保证金已经成为当地钢贸市场贷款的行规，保证金的数额占到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甚至更高。

　　据林仙蕉的弟弟林仙强介绍，按照保证金比例，林仙蕉实际贷到金额为140万和100万，但这些钱他仍然拿不到手。为最终拿到贷款，他还必须将贷出的款存在银行，再由银行开出6个月的承兑汇票，他再拿承兑汇票到市场去贴现，贴现后的钱才是他最终能用的钱。没有承兑，就最终拿不到钱。这样，他贷了一次款，除了缴纳三分之一的保证金，还需要承担全额贷款利息和承兑汇票的贴现费用。

　　以第一笔贷款210万为例，扣除保证经还剩140万，扣除承兑费用15万，实际到手125万左右，如果再扣除交给担保公司的其他费用，贷款客户实际只拿到121万左右，每月向银行归还利息12810元。

　　半年借款到期后，再和担保公司商量重新贷款，借新还旧。但他要归还的数额是210万元，而不是140万元。为了获得这210万元的贷款，他还必须再走一遍承兑程序。没有全额承兑，就得不到续贷。

　　面对苛刻的贷款条件，林仙蕉给出的贷款理由是，之前他的各个公司给中铁建工的建筑工地提供钢材，由于钢材需要垫支，导致公司出现资金缺口，因此需要贷款。

　　今年6月，上海钢贸圈最大商会周宁上海商会公开发布一份告全体会员书，称商会与当地金融部门合作了近十年，几十万笔的贷款，资金规模达到几千亿，按2011年上海钢贸行业的银行融资1600亿的规模平均成本15%计算，每年至少负担250亿元的资金成本。而在银行与钢贸企业合作的过程中，银行业取得了丰厚回报。

　　“杀鸡儆猴”？

　　由于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经济发展下行，钢铁下游产业需求疲软，造成钢贸行业压力剧增，坏账率上升导致担保圈也急需筹集资金灭火。

　　记者获得的两份欠条显示，林仙蕉先后于2010年9月10日及2011年1月13日借款100万给舅舅吴祥红。

　　而吴祥红因为牵涉到不久前的李国清案，导致借出的款项无法追回。

　　无锡一洲钢材市场老板李国清于春节前夕协助调查一宗商业贿赂案，调查过程中关闭手机，节前催债的债主怀疑其跑路，导致更多债主上门讨债，最后资金链断裂，一洲钢材市场负债大约在9亿元上下。

　　周宁商会在告全体会员书中表示，李国清“跑路”促使部分银行加快收缩对钢贸企业信贷规模，民间资金从钢贸企业抽身，钢贸企业资金流动性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多年铸造的联保体系受到严峻冲击。

　　据林仙强介绍，在李国清的公司中，吴祥红有15%的股份。

　　今年2月22日，由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显示，交通银行(601328,股吧)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诉无锡一洲担保有限公司的李国清、吴祥红等人借款合同纠纷案。

　　“我们这个圈子的普遍操作模式是，把钱贷出来，需供货时就作为货款，如有亲戚朋友需要钱，也会同样以一定利息接出去，冲销掉贷款的成本借出去。”林仙强说。

　　目前联保小组已帮丰广贸易有限公司偿还了部分债务，借款人拟以两套房屋抵偿借款，但担保人不同意，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作为一家钢贸企业，丰广贸易的授信额度与那些动辄几百亿的钢贸企业相比，再普通不过。

　　在当地钢贸圈人士看来，林的被捕起到的是“杀鸡儆猴”作用，在当地拖欠担保公司百万甚至千万贷款的公司不在少数。

　　“我们确实拿不出钱，担保公司想通过政府关系动用公权力向我们逼债，圈内很少人有钱不还，在圈内80%-90%是因为真的没钱还。”林仙强告诉记者。

　　争议“骗贷”罪名

　　对于林仙蕉此次以涉嫌骗贷被捕，林的代理律师高战胜称，目前他尚未见到检方的起诉书。

　　“这种操作模式是无锡乃至长三角非常普遍的做法。银行和担保公司对于钢贸商户的实际资产状况是非常清楚的，说商户构成骗取贷款罪站不住脚。”高战胜说。

　　他认为，企业通过担保公司向银行贷款，如果到了还款期企业无钱归还，就由担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代为清偿，最后就演变成担保公司与贷款客户的纠纷。这是典型的民事纠纷。因为贷款已经由担保公司代为清偿，所谓的金融机构的损失已不存在，而担保公司不属于金融机构，当然就不能构成骗取贷款罪。

　　据林仙强介绍，招商时入驻商户一般只要提供一个身份证，然后由钢材市场代理为商户注册公司，以及后续的一条龙服务。

　　收到保证金后，担保公司开始着手贷款的准备工作，一方面是让商户准备两套印章，即商户公司的和上游公司的，以便其制作虚假的买卖合同；另一方面担保公司直接与各商户在记账公司的会计联系，帮助其编制虚假的财务报表。

　　而拿到银行的“授信”致使贷款放出后（该款系放到商户的个人账户），银行则根据买卖合同，先将在商户个人账户上的贷款资金直接转到商户在该银行的公司账户，随后又将该款转到商户所提供的上游公司账户，并且要求商户将该笔款项取出，重新打入商户在银行所开公司账户。

　　“如果构成骗取贷款罪，至少担保公司应是共犯，并且是主犯。另外，担保公司涉嫌构成高利转贷罪，银行也涉嫌构成违规放贷罪。”高战胜表示。

　　高战胜还认为，目前国家正在探索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微型企业纾危解困，警方这么做“不符合形势”，并且有借公权力为担保公司讨债，插手经济纠纷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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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千诺酒店涉嫌巨资诈骗的真相姗姗来迟，但突然惊醒的数百名投资人发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数年前，国内曾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淳安千岛湖”、“西安英吉利酒店”等事件，一度将产权酒店的“高回报”假象暴露无遗，但在国内相关法律仍显滞后的背景下，去年底引爆的上述巨资诈骗案，再次将产权酒店的高投资风险推向前台。

　　公开信息显示，涉案的昆明豪庆商务公司将旧房改装成产权式千诺酒店后，在2010年12月至去年8月公开销售，其中一部分产权先售后抵押，另一部分产权先抵押后售，前者抵押时业主毫不知情，后者出售时业主仍不知产权已抵押，公司共套取合同现金约2.0956亿元，抵押贷款1.522亿元，但这笔巨资早被挪用，致使出现烂尾楼。

　　昨日（8月13日）下午，《每日经济新闻》从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经侦部门一内部人士了解到，目前警方已查封昆明豪庆商务公司大楼，冻结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小兰6辆汽车、25套房产及在云南德宏地产与开远市的两处投资项目，其总估值远超1亿元，此案还涉及云南聚诚投资幕后老板杨卫和昆明市真元公证处等，预计9~10月将送法院提审。

　　合同巨额诈骗路径

　　近日，昆明市的何先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来业主们所掌握的有关昆明千诺酒店涉嫌巨资诈骗的举报材料，而何先生仅是卷入此案的400余名受害者之一。

　　记者查阅多方资料后得知，此案主要操作伎俩是：昆明豪庆商务公司先以低价购到一栋旧式酒楼，然后用广告轰炸吸引投资者高价认购。随后，控制方与投资者签订5~10年租赁合同，许诺高额回报并等待返还现金在购房款中扣除，还承诺5年后以120%的价格进行回购。因此，上述高额回报的诱惑，并经昆明真元公证处公证，吸引了一大批购房者，套利逾2亿元。

　　之后，在所有投资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控制方又把购来的旧酒楼房产证找地方信贷机构及放高利贷者以高利息（月息3分）进行抵押贷款，再次“融资”超1.5亿元。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就是仅一年时间，昆明豪庆商务公司两次变更公司地址，更换5任法人代表，案发后已人去楼空。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全经联深圳分盟首席法律顾问颜宇丹律师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涉案房产交易应属非法，所签买卖合同无效，原因在于合同项下房产尚未取得相关房产管理机关和土地规划部门审批同意分割成独立的空间和房屋进行销售。

　　此外，昆明市房屋交易产权管理处登记科科长陈景平曾向媒体表示，对一栋二手房进行改造，需向规划部门报批，按照设计图严格进行，并由规划部门对大产权进行分割，才能在销售后为投资者办理小产权证。

　　举报材料称，规划局曾表示昆明豪庆商务有限公司只报批了外墙装修，无内部改造和规划内容。昆明市规划局的这一说法，在业主提供给记者的一份录音资料中得到了印证。

　　如此说来，昆明豪庆商务公司向规划局报批时避重就轻，明知23个大产权无法分割成300~400个小产权却又坚持对外公开销售，涉嫌合同欺诈。

　　千诺酒店前世今生

　　产权式酒店，作为一种既拥有房产权，又能获取可观收益和一定期限居住权的投资产品，随着近年来国内旅游度假潮的火热而兴起。

　　涉案的昆明千诺酒店，其实原本就是一个名叫“清源宾馆”的旧楼盘，后来为推进省级国资管理改革而作为首家单位于2010年4月份进行公开拍卖，最终由昆明豪庆商务公司以3600万元竞得，不久取得清源宾馆的房产权。

　　此后，正是昆明豪庆商务公司对该地块开发并推出了春城阳光项目，也将清源宾馆更名为“千诺酒店”。这一改名及后来的一系列骗局，均是围绕着千诺酒店而展开的。

　　当年12月份，千诺酒店开始对外出售，其合同卖方显示是昆明豪庆商务公司，并对投资人承诺：不仅可获得产权，还可享有以租偿贷的 “利好”，致使400余名投资人入彀。

　　经产权售卖和民间抵押双向运作之后，千诺酒店的骗局东窗事发。目前千诺酒店经营陷入混乱，由投资人组成的业主委员会拟将接管酒店经营权。

　　幕后“黑手”袖里乾坤

　　举报资料称，昆明豪庆商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该公司原法人代表吴凤香的女儿吴小兰，其籍贯是浙江东阳人，挪用资金8500万元，其中在2011年6月7日从公司账户转移4000万元，另一部分资金是以抵押部分酒店产权而获得的，而杨卫作为注册成立于2009年的云南聚诚投资公司董事长，也是运作昆明豪庆商务公司骗局的幕后“黑手”，转移昆明豪庆商务公司资产逾2.6亿元。

　　工商资料显示，云南聚诚投资公司现法人代表是刘汪明，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此人乃是该公司董事长杨卫的司机，以借此掩盖骗局，而昆明豪庆商务公司作为前者的下属公司，其现任法人代表是崔世能，此人乃是刘汪明的“江湖兄弟”。

　　记者从举报材料获悉，目前杨卫已将大部分资产过户或转移给家人。随后，记者拨打业主提供的杨卫电话，但已是空号。

　　举报材料还提及，据昆明豪庆商务有限公司现法人刘汪明提供的项目收支费用清单显示，在收入方面，昆明豪庆商贸公司从春城阳光二期获利20956万元，3次抵押获取15220万元，合计从春城阳光二期套现36170万元；在支出方面，昆明豪庆商务公司支付给金桥房地产董晓秋7500万元、佳新酒店项目2600万元、梁河项目880万元、合伙人吴小兰转走4000万元、普洱项目1000万元、北京路项目576万元及其他事项1800万元等。

　　此外，据业主所委托的相关律师从产权交易中心获得资料显示，昆明豪庆商务公司将持有的编号为201052814~201052820共7个房产证在2011年3月17日抵押给刘黛林1000万元，李庆峰、林爱娟1600万元及五华杨融小贷公司900万元。上述材料显示，抵押总金额为15220万元。

　　对于上述数据，业主维权代表杨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有金融方面的业主，通过各种渠道搞到了支出费用与抵押贷款情况，数据也基本上是准确的。另一业主杨女士表示，在案发后，警方虽已控制了杨卫、刘汪明和崔世能3人，但吴小兰已取保候审，她们通过查阅登机信息，仍能找到吴小兰的名字，且其身份证号与护照都显示与之吻合。

　　监管被指存疏漏

　　“"春城阳光二期"两次开盘，虽谈不上家喻户晓，但也够大张旗鼓的。宣传售楼一年的时间，没有任何部门过问豪庆公司的行为，更不要说进行过监管。”业主提供的一封《关于请求昆明市政府加强案情监管的请求》的信件 （以下简称 “信件”）中提到。

　　另一封关于昆明市公安局回复业主的信函谈到，昆明豪庆商贸有限公司未办理过房地产开发资质，不是房地产开发公司，不能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这个项目是对原酒店进行改造，未办理过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对外销售是违规的。

　　“根据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应当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相关房地产权管理机关可以对违法销售房予以查处。”颜宇丹律师认为，政府对一手商品房的监管要严格一些，而对二手房难以监管，购房者也有引起注意的义务。

　　此外，作为公证方的昆明市真元公证处也备受质疑。昆明市真元公证处一林姓副主任表示，盘龙分局经侦队仍在侦查刑事案情，根据最后案情结果，他们将承担应承担的责任,目前不便于明确表态。

　　在业内人士看来，国内频现的产权酒店投资风波，一方面说明投资者对这一模式需要加强风险意识，另一方面，监管空白也急需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