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代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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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冠中：1976年创办香港《号外》杂志并任总编辑及出版人至1998年，曾监制及策划多部香港及美国电影的制作。《我这一代香港人》最初发表于《中国时报》05年4月）

我是上世纪52年在上海出生的，四岁到香港，小时候上学，祖籍栏填的是浙江鄞县，即宁波。我在家里跟父母说上海话其实是宁波话，跟佣人说番禺腔粤语，到上幼稚园则学到香港粤语。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最流利，而且自信的认为发音是百份百准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后来才知道，我是属于香港的“婴儿潮”，指的是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战结束那年是五十万，到1953年已达两百五十万，光1949年增加了近八十万人。随后十来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旧式的可乐瓶一样，开始还是窄窄的，后来就膨胀了。

可想我这代很多人对童年时期的贫穷还有些记忆，家长和家庭的目标，印在我们脑子里的，似乎就是勤俭，安定下来，改善生活，赚钱，赚钱，赚钱。

我们的上一代当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来自广东的、来自上海和大陆其他地方的，是在认同大陆某个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

南来的知识份子更有一种文化上的国族想象，逃至殖民边城，不免有“花果飘零”之叹。

然而，从我这代开始，变了，就是，中国大陆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带点恐怖、大致上受隔离的陌生邻区，而我们也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没有每天仇大苦深想著香港是个殖民地，我们只是平凡的长大著，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我们的城市。

这里我得及时声明我是在发表对同代人的个人意见，并不是代表同代人说话，说不定有人一生出来就懂得爱国反殖。我在下文想说明的其中一点恰恰就是爱国和民主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后天慢慢建构出来的。

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不介绍中国二十世纪当代史的。尽管中文报纸上有报导大陆的消息，我这代在成长期往往在意识中是把当代中国大致排斥掉的。

我这代一个最大的共同平台，就是我们的中小学，不管是政府还是教会或私人办的。唯一例外是“左派”学校的学生，在人数上是极少数。

我们的学校当时是怎样的学校呢？是一条以考试为目标的生产线。我们这代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考完试后就会把学过的内容给丢了，这对香港整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很快很聪明地学很多东西，但转变也很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按游戏规则，把分数拿到。

在中学里面，我觉得唯一不全是为了考试的学科，除了教会学校的圣经课，就是中文中史课。我们的中文老师可能也是我们唯一接触到中国大传统的渠道，关于中国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从中文课上获得的。现在我这代中人，对文化历史时政有些理想主义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课的好学生，或读过武侠小说，否则说不定连小小的种子都没有了。

可惜中文课在香港英文学校里是比较边缘的东西，有些根本就不理这门课。

1964年，我这代进入青春期，那年，披头士乐队访问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岁的姊姊和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十次披头士的电影“一夜狂欢”。我们跟父母搞了些代沟，稍留长了头发，穿牛仔裤，弹吉他。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参与性的民主，我要到了1980年代中才觉悟到没有必然关连。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后出现“股灾”。

我这代的青春期，就由英美时髦文化开始，到全民上了投资一课后毕业。与同期同代大陆人太不一样，我们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

当然，中间经过1966和1967的两次街头抗争插曲。第一次带头反天星小轮加价的是青年人，对未成年的我们有点不甚了了的轻微吸引。第二次冲突大多了，是文革的溢界，逼著站在港英一边的明智大多数和他们的子女，随后的许多年对中国大陆更有戒心——把大陆视为他者，相对于“我们”香港。除此外，以我观察，六七年事件对我这代大多数人的心灵和知识结构并没有留下显著痕迹。

这时候登场的是香港随后三十年的基调：繁荣与安定压倒一切。这时候香港政府调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这时候我这一代也陆续进入人力市场。连人口结构都偏帮我这一代：我们前面没人。就是说，婴儿潮一代进入香港社会做事时，在许多膨胀中和冒升中的行业，他们往往是第一批受好教育的华人员工，直接领导是外国人或资本家。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快，许多低下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凭教育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我们之中不乏人30来岁就当外企第二把手。

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一代做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

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著我们。香港是最早进入二战后建立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地区，在日本之后便轮到我们了，比台湾早，台湾还搞了一阵进口替代，我们一进就进去了，转口、贸易、轻工业加工代工，享尽了二战后长繁荣周期的先进者的便宜。另外，大陆的锁国（却没有停止以低廉货物如副食品供给香港）也为我们带来意外的好处，这一切加起来，换来香港当时的优势。我这批人开始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多灵活、多有才华了。我们不管哪个行业都是很快就学会了，赚到了，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又转去做更赚钱的。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曾用了力气，我想强调的是：这一代是名符其实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要负上绝大责任。

我们是受过教育的一代，可训练性高，能做点事，讲点工作伦理，掌握了某些专业的局部游戏规则，比周边地区先富裕起来，却以为自已特别能干。

我们从小知道用最小的投资得最优化的回报，而回报的量化，在学校是分数，在社会是钱。这成了我们的习性。

在出道的1970和1980年代，我们在经济上尝到甜头，这成了路径依赖，导至我们的赚钱板斧、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已见多识广。

我们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么一种教育：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擅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那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我在香港拍过一部美国电影，美国的设计师要做一个布景台子，叫香港的道具师帮他做，他每天来问做好没有，香港道具师都回答他，不要紧，到时一定会做好的，等到开拍那天，果然那张台子及时被搬进来了，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不错，但仔细一看，台子的后面是没有油的，因为后面是拍不到的，而且只能放著不能碰，一碰就塌，，美国的道具师不明白，为什么我早就请你们做个台子，要到最后一刻才交货，并只有前没后；香港的道具师也装不明白，你要我们做个道具，不是及时交货了吗，而且是几秒钟镜头一晃就过去的那种，为什么要做得太全呢，在镜头里看效果是不错的，况且不收货的话也没时间改了。这是我们的CANDO精神、港式精明和效率。

我这代这种心理，早在成长期就有了，到我们出道后更是主流价值，不是现在年轻人才这样，现在年轻人都是我们这代教出来的。说1970年代是“火红的年代”、我这代是理想主义一代，喂，老鬼们，不要自我陶醉了。

正如太多我这代人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比不上我们的上一代，只是运气比较好。同样，火红的一代也只是后来膨胀了的神话，严格来说，都是失败者。

首先，火红并不是我那代的主流特质，实际参与的人就算在大学里也只是很小的一群：我在1971年进香港大学，在我所住的宿舍里前后三年百多名宿生中，我知道的参加过“保卫钓鱼台”运动最大一次示威的才只有3个——有个别的宿舍比例确是较高。

当时大学生的左翼小圈子里有两派，一个是毛派，也叫“国粹派”；另外是更小的圈，是左派中对当时的毛和文革有批判的一派，叫“社会派”。在大学外，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几堆跟当时仅存的港澳老托派联络上的年轻激进派，这些圈子也很小，虽然戏剧效果较大。教育、教会和后起的社工界、法律界、新闻界也有个别关心公义的人士和组织。像我这样松散参加过校园民主、民生（反加价、反贪污）、民族（中文成法定语文、保钓）等活动的人则稍多一点。港澳工委在香港的有组织“左派”（不包括亲北京工会会员）人数当然又多一点。但总的来说在主流社会里是少数，说起来远不如1989年、2003年上街人数——那才是火红的年份。

待四人帮倒台，不少毛派学生马上进入商界，到美国银行等商业机构做事，一点障碍都没有。1979年改革开放后，他们又是第一批去大陆做生意的人。到底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

可以看到，毛派的深层执著不是毛主义，而是国族，可提炼出来给今天的是爱国。其他零星异端左派当年的主张也幸好没有实现，然而他们的基本关注是公义，可滋养今天的民主诉求。这就是火红一代的遗产。

火红年代的影响很有限，所以在1980年代，民主和爱国都未竟全功。如果婴儿潮一代人当时空群而出要求民主如2003年的五十万人上街，基本法都怕要改写，事实是大部份我这代经济动物根本没有去争取，而少数已成既得利益的同代人，竟有反对普选等普世价值的。同时，我这代人仍普遍保留了之前对大陆的畏和疑，而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更严重拖慢了港人学习爱国的进程。

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作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特点：1980至1990年代中出现往加拿大和澳洲的移民潮。对部份南来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对婴儿潮一代是留学以外第一次有规模的离散，大部份是因为九七要回归而移民，故不是经济移民，而是替家庭买一份政治风险保险。有部份的家庭，将太太和子女送去彼邦，丈夫仍在港工作，成“太空人”，因为香港的工作更能赚钱，兼想要两个世界的最好。真正断了香港后路者，他们的位置也很快为留港的原下属补上。许多成年人移民后的香港身份认同并没有动摇，身在彼邦心在港。对我这代来说，在亚洲金融风暴前，从财富和机会成本计算上，移民加澳应属失利。眼见香港持续发达和大陆的变化，九七前后回流香港的也不少。当然也有决心溶入彼邦，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总的来说，移民潮势头虽强，最终只是移民个人和彼邦的新经验，过后竟没有在香港留下重大烙印，没有妨碍过去二十年香港主流的发展，而九七效应更曾一度加强这主流：赚快钱。

一直以来，就香港大学来说，主流所向往的，除了当医生外，是在香港政府里当官。文官有两种，政务官和行政官，都要大学资格；而那些所谓最精英的政务官，他们的英语要好，大概头脑也要比较灵，这类官员总处于职位变动中，今年可能管经济，明年说不定派去搞工务，换来换去，当久了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是按既定规章制度程式办事，换句话说只懂当官僚。说到底，他（她）们也只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我们又如何能对他们有著他们认知程度以上的期待？

到1970年代中，主流精英除了各种专业如律师、建筑师、工程师、会计师、教师外，还多了一种选择：进入商界，特别是外企。1973年港大社会科学院应届毕业生就有几十人同被数家美资银行招揽。我们走进了香港的盛世——婴儿潮代的镀金年代。

我们带著这样的教育和价值观，自然很适合去企业打工，却同时想去创业和投机。我这代开始了香港人这种奇妙弹性组合。我们当管理人，不像西方和日本上世纪中想象的那套刻板的白领中产组织人，而是十分机动的。我们自以为有专业精神懂得依游戏规则办事，但如果能过关也随时可以不守规。我们好学习，甚至加班拚博，不太是为了忠诚完美，而是为表现加薪，或说有上进心。我们随时转工易主换业。我们是不错的企业管理人，却同时在外面跟朋友搞生意。

我这代人到底是在相对安稳的社会长大的，不算很坏，我们有做慈善的习俗（当然是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捐点余钱），在不影响正业的情况下愿意做点公务（尤其当公务直接间接有助正业），表现出大致上守信（理解到这种社会资本长远来说减轻自己的交易成本），也会照顾家人亲友（扩大版的家庭功利主义），不过，底子里是比较自利和计算的，如以前在学校考试，最终是自己得分过关。是的，我们爱钱。

所以出道十年八年后，我们想象力就被绑架了，很甘心的受勾引，从赚辛苦钱，进化到想同时赚更多更容易的钱：股票、地产、财技。我们初是羡慕，后是不安份，怀疑自己的赚钱能力比同代其他人落后了，最终一起陷入了一个向地产股票倾斜的局。而那几个行业，从1970年代初开始，一直节节上升，只有在1974、1984、1987、1989、1995等年，有个短暂股灾或楼价回落什么的，很快又更猛的往上冲。至此，我这代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因为今天确比昨天好；楼价是不会跌只会升的，打一生工赚的还不如买一个单位的楼。谁能不相信呢？我们的上半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来的。至此我们整代的精英都强化了本来已有的投机习性，一心想发容易财。

我的牙医边替我整牙边打电话问股票价。多少做工业的人把工业停掉，用厂地让自己转项去做房产，我们的偶像改成地产商或做股票玩财技的人，而我这代很多人搭上了顺风车而确实得利。

1980年代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列根戴卓尔年代，这学说背后的意识形态很符合我这代人的个人发财愿望，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政府好心做坏事、产权不清出现公地的悲剧、寻租行为增加交易成本等启迪民智的观念。公司化、解规管渐成政策。资本市场进入更多人的意识。我屡次在聚会上听到黑社会大佬在谈PE（市盈率）、IPO（首次公众认股）。好象是天赐给我这代香港人一个方便法门，原来自利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不过，当学说变成信仰咒语后，就出现外部效应，不利于社会进阶和凝聚。　1980年代我们的一些作为，决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不用多说的是中英联合声明、一国两制、基本法，这些1980年代开始订下的规范性的纲领。

1980年代大陆开放，我们的工业就搬到珠三角去了，谁都不能用工业空洞化的理由劝别人留港，或提出什么工业政策。既然是赚钱机会嘛，那就去吧，本来已经有点到头的轻工业，也不用烦升级再投资，那些陈旧的设备都被运进大陆，找到廉价的劳动力，重赚了一笔，并即时利及香港。工厂搬走（像当初上海人南来开纺织厂的用地），正好改做房地产。可这样一来，整个香港在1980年代开始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制造业。

1983年的9月，因为中英谈判的前途未卜，港元对美金的汇率变成一比九块五毛五，人心惶惶，香港政府断然放弃港币自由浮动，改跟美金挂勾，当时也是非常有效的决策：民心很快被稳定了下来，外资也安心，知道他们投进香港的热钱随时可以定价换回美金。

可是也因此香港政府只得放弃了自主的货币政策，从此跟著经济体质差异很大的美国走，这个1980年代的决定一直绑住了香港调控通胀通缩的一只手，几任政府都不敢解套。

举个著名案例，在九七回归前，那时美国恰恰因为墨西哥危机，在减利息，减得非常低，香港只能跟著把利息降得非常低，但香港当时的房地产是过热的（投机者期待回归效应、大陆很多单位希望在香港开个“窗口公司”等等原因），应提利率才是，却变了降息火上加油。

后果是把已经是泡沫的房价再往高吹，毁了香港的价格竞争力，诱导了我这代中产者高价入市后变负资产。

香港1980年代以来关键都在房地产。中英协定规定每年限量批地50顷，这方面政府是赤裸裸干预市场而不是放任。1984年至1997年六月，楼价升了14倍，推到一个和港人收入远不相称的地步，把全民财富集中在不神圣的三位一体（房产、地产股和按贷银行），进一步鼓动了港人走精面赚快钱，增加了政府收入，扭曲了政府决策。

世界上比较上路的政府，很少故意搞地产过热，玄妙的是香港历任政府竟甘于汇同发展商和银行扮演地产热钱化的主谋共犯，而沾沾自喜的我这代有恒产者岂能不成从犯？香港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少于20％，英国殖民者留了超过80％给山和树，香港的土地真的不足吗，还是利用这个迷思来政策性的逐步把地价推高？（答案：后者。）1997那年，香港卖地收入占政府总收入23％，还未算印花税。反讽的是，一半人口住的公屋，加上公共设施、公立医院，公费教育和公务员，不靠卖地和房税征来的钱，我们又怎能享有这么窄的税基交那么少的所得税和利得税？

这就是香港经济的移形换影大法：香港政府既似是积极不干预的放任小政府，又是对社会能力强势投入的大政府，像是有两个回异的经济学家——弗利民和阿玛塔耶森——同时在指导香港经济，而从制度政策看，看到的却是一只依重地产并以干预来偏护地产金融财团的有形的手。一切美好，全靠地产，直到它变了怪兽。

这个举世无双的香港本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知道是天才的剧本，还是自然浑成：土地是皇家的，政府做庄家，以限量供地造成稀有令房价长期上扬，吸引香港人纷纷问银行贷款买房，世代相传了地产必升的神话，港人有余钱就继续买房，或投在当时七大地产公司主导的股市，让有恒产者与地产商、股市、银行利益与共，至于买不起恒产的人，政府建公屋低价让大家住，同时靠卖地增政府收入，保持低平窄税，法治开放，联系汇率，繁荣安定，进一步吸引全世界包括中国的直接投资、避难逃资、投机热钱涌入香港，房价股市越发猛升，大家发财，顺便造就了我城几十年的富贵与浮华、我这一代人的灿烂与飞扬，思之令人感伤，然后不禁哑然失笑，简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天仙局，谁还理会制造业空洞化、资源投在非生产性的建设、竞争力消失、房价比新加坡高三倍、大陆在改变、地缘优势在磨灭、热钱靠不住？突然日转星移，好日子不再。场面撑久了，我这代人没见过别的世面，还以为这就是本该如此的永恒。一个亚洲金融风暴，问题都出来了，可是已积重难返。

今天香港的问题，都和1997前我们自已设的套有关。譬如，我们的基本法里，规定公务员的薪水不能低于九七前，就算经济不景，他们的薪水也不能大调，以此来保护当时公务员的信心。又譬如，我们自以为平衡的预算很重要，故在基本法里对此有期待。这点让董建华担心，从1998年到现在，香港每年都有赤字。

有些人说董建华上台后改掉了许多东西，其实现在香港更多是九七前的继承，而不是九七的决裂：并不是说英国人走了，我们不用他们的政策，不受他们的影响了。重大的局面都是九七之前已经布好，而不是九七后才有的，我们只是把九七前的问题更劣质化更外露罢了。

我们的公务员以前听命于英国外交部和女皇任命的殖民长官，现在也是采取和上面完全一致的态度，他们无所谓，只要老板叫他们做什么，他们把它做好就是了，现在做事是没以前轻松了，但他们除了自保自惠外是不担当的，敢为老板在外面说几句话护主，就叫很有胆色了。

董建华政府的认受性来自北京和财团主导的一小撮人，自然向北京治港官僚及财团倾斜，现在香港高级的官员，我同代的聪明人，也就不会去挡住北京治港官僚及财团对政府的暗箱操作。不过财团和主权国官僚的影响向来很大，1997后只是延续，倒是特区行政长官的自主性似更弱于受命伦敦的港督，遂恶化了“打笼通资本主义”的局。

1997年的香港是非常繁荣的，给了好的开始，财团和官僚结合的新政府以为自已掌握到过去香港成功的要素，很懂香港，非常自信，其实他们由工商专业从政，或由官僚扮政治人，对香港的认识是局部的、选择性的、甚至自我误导的。

本来，回归后的政治安排有点像中国当代史上名声不好的训政，不过训政也是一个机会，大权在握，是可以趁头几年解决一些香港固有问题及部署应对外部剧变，可惜董建华运气和能力俱不好，无法用上训政给他的机缘。

现在看起来，从外部来说，大陆的改革开放，初则对香港有利，再下来既一定有互补互利的双赢情况，甚至是大陆领著香港飞的共荣，但也会让香港体验到“让你的邻居做乞丐”这句话，地区与地区间的激烈竞争是必然的，究竟，香港以前的独占性的地缘优势是没有了。所以说外部的情况是喜忧参杂的。

从内部来说，香港很殊胜，税低，效率高，法治尚存，廉政未泯，言论还自由。我自己去了大陆台湾后也有这个感觉：在香港办事多方便！我们没有别的社会的城乡、族群、宗教等重大冲突。当然，这些内部的优势也是1997前就已经有的，甚至可说是我这代出道前已铺垫的——其中廉政是成就在我这代的。我一代人的问题是太自满于自己的优点却看不到内部的盲点，更落后于急剧变化的外部形势。

我相信香港不会像扬州、威尼斯般，由区域枢钮都会一落千丈只剩下旅游。不过看到英美一些工业城市一衰落就是几十年，也有可能香港转型需要漫长的一段时间。

我知道还是有人以为政府少说话少计划，香港经济就自然会好，这是我这代既得利益者的一厢情愿。2004年市道转旺，大家憋了很久，期待重温旧梦。可惜时代不一样，一个更严峻的变局已成形，我们不可能回到往日——何况以前香港政府也从来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不干预。

往前走，我们要解掉一些1980年代以来自已设的套。我们要来一个“边缘向主流的反扑”。　爱国和民主就是必须并肩变为主流现实的两个边缘价值，缺一不可，否则既有宪政危机，也改不了打笼通资本主义的决策腐败、政府自主性旁落、财富两极化——香港的财富差距越拉越开，坚尼系数竟由1971年的0.430升至2001年的0.525，属最糟糕的发达国家之一．

爱国和民主都是香港这场实验早该完成却未完成的部份，是自利的我这一代人迟迟交不出来的功课。

我们1980年代开始过份重视地产和金融，连政府的思维都像地产发展商，而把原有的贸易、工业冷落了。现在，我们不应只膜拜对香港生产力和竞争力最没贡献的地产商和被过誉的资本市场财技人，应重新推崇有国际或地区视野的贸易商、工业家、物流界、基建发展商和创意业，及实干赚辛苦钱的其他产业如零售业和部份不受利润保护的公共设施业。我们需要更多样化的产业类型。

政府现在说香港以金融、物流、旅游、工商业为主，仍不突显工业。但我这代人所未遇上过的结构性失业，终于出现。失业打击了我这代部份的人，而将持续困扰下一代。这是外部环境转变和产业偏食的后果，只鼓吹金融和服务业，很明显不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高失业是很伤害社会凝聚的，有经济学家就提出“二元经济”，一方面，我们还要继　　续鼓励金融这类“高价值、低就业”行业，但从另一元来说，我们也要开发那些“低价值、高就业”的产业，包括所谓本地经济，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会缺少就业机会。“二元经济”原指某些大面积地区内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存的经济。在全球化下的全球城市，则倾向出现收入二元分化的趋势，一元是高收入职业，一元是低价值服务业，像速食店职员、清洁工、小贩、迪斯尼主题园的服务员等。

二元经济的说法很正确的指出维持就业不能只靠金融服务和大企业，但我们要注意“低价值、高就业”这样的思维语境里的“认命”倾向，小心反过来合理化了已经严重的两极化趋势，并衍生出二元分割的路径依赖。

我这代很多人是穷出身然后翻身到富裕，现在若把就业者锁在两个世界，扼杀了往上流通的机会，等于正式宣告了下一代人的香港梦——水涨船高大家明天都更好——的幻灭。这将是香港的倒退

我觉得，香港必须也有条件去倡导二元经济的一个更进取的规范性目标，就是“中价值、中就业”，这样大多数下一代才会有寄望。

我们要鼓励制造业、贸易和与制造业配套的服务业，找回80年代给我这代人弄丢了的出口导向制造业创业观，如果不是那样，以后香港凭什么来做珠三角的前店呢？人家为什么要把物流给我们呢？香港完全不参与某些工序的研发生产升级，不深入珠三角生产链，最后我们连物流也沾不到。我们不能总是厚著脸，求中央政府扭住广东省的脖子让利给其实更富裕的香港。

香港并非一无所有之地，我们有多年的累积底蕴，重做制造业、贸易和配套服务的产业不是不可行，有很多榜样可以学，义大利北部的工业是由无数工作坊式的小工厂组成的，绝对是中价值、中就业。（不过义大利的重家族不重法的作风则不值恭维。）

我在上文说过我这代人的国际观其实是有局限的，其中一种局限是参照物件太窄。美国故然不能忽略，但更适合为香港整体参照的有新加坡、台湾和韩国，有社会成就高的丹麦、比利时、荷兰等欧洲小国。荷兰环水地小人稠（是香港人口两倍多一点），是全球第6大对外投资国和出口国（跟香港相似），产业比香港均冲多元，以贸易和物流著称，强盛的制造业则传统和高科技俱重，大公司和工作坊并列，既有国际名牌，兼发展金融旅游原料通讯，连渔农业（含花业）也蓬勃，城市化程度高，失业率在西欧是偏低的，财富分布相对均衡，它的政府、资本与劳工的协商民主政治，也值得参考，通过协商减政府预算、限劳工工资，是后福利主义第三条路的典范。近年全球经济不景，荷兰免不了，偏右政府上台，继续砍政府预算，减公务员工资人数。

当然，香港最重要是认识自己，弄清楚自己的各种能力，新的发展是要“附加”在现有资源和经验上的，要“趁势”，要“扎堆”，要“透孔”给多点人参与，我称之为“香港作为方法”。

这里，政府除了改善基建、教育和促进交流外没有太大的参与空间，首应做一件事：减税，给愿意做制造业者一点税务优惠，以诱创业者回来香港，并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象征资讯：香港政府的优先次序和作风已调整了。在减税这点我相信连香港的弗利民追随者也不会反对。

还有，现在空置的厂房和写字楼，让他们的价格跌到最后，并继续提供工业用地，以诱中小企业和工作坊进场，因为当初就是政府促成的高房价把它们扼杀的。厂房写字楼不同住宅，不伤及中产阶级，政府想都不应想去救市，这才是积极不干预。

当然，政府应该用公权反垄断，为中小企业除障，甚至引导本地企业为内部市场生产中价值的进口替代，让本土经济也不但开动且能走向中价值、中就业。

城市本身是品牌，要有良好的营商、旅游和居住的软硬条件，要人家赞赏自已满意。在全球化状态下，城市品牌的经营可以创汇、可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其中少不了世界性品味文化和精致生活带来的中价值内需。

我们不要那么失败主义的说要保障就业，只能一元是高价值低就业的，一元是低价值高就业的。在两极之外，应有更多层次，而作为政府的政策愿景，更宜奋力造就中价值中就业，或用我同代的经济学家曾澍基、陈文鸿的说法：是“优化的低价值高就业”。

如果香港没有新就业机会，有的也只是些很低价值的工作，这样的把部份人排拒在下的社会将是令人沮丧的。我这代很多人已上岸，可是在我们退场前是不是也应替下一代铺好路，总不该留下一个大多数人是低价就业的鸡肋城市给下一代。

要做出中价值，很关键的一点，也是我这代主流所忽略的，就是文化和价值观上，我们也要从边缘反扑主流。

以后人家需要的不是那些价低的产品，而是要创意、要想法、要服务、要彃性、要科技和文化内涵、要满足利基需求。

香港本身并不是没有这类文化、学术、技术和社会资源，无论是精雅的、通俗的、科技的、工艺的还是另类的，香港全光谱都有，现都在边缘。不够的话，作为开放社会，我们现有的人材知道如何引进更多外面的人材。现在要做的是让这样的文化技艺和价值观走回到我们社会的中心来，不能单靠我这代人过去那种考试过关、做个不能近观的道具、赚快钱的心态了。义大利工作坊里做个家具，要有资产性投资、技艺，审美品味，也要愿花时间、有所追求。

我前阵子看过一篇大陆杂志的人物访谈，那大陆人说他最近去过一次香港后对香港的印象完全改变了，他去了一家小小的冷门唱片店，在那里，他把他一生所有想找的唱片都找到了。原来香港什么都有，如果你真的去找的话，是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的。但同时，它们又都是小小的，处于社会的边缘，而主流对文化学术一直少有理会，主流1990年代都在忙地产。

如果中价值中就业的产业是香港的出路，最终还得回到香港人的教育，建构较丰满的文化价值——但不要以我这代的主流为榜样。

solidtu

黄家驹生前和死后beyond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畅销的乐队，但我觉得可能还是重要的乐队，毕竟和他们比起来其他唱歌的更是不值一提。

不过不了解香港社会，所以不知道黄家驹死后beyond唱的是些神马。看了楼主这篇文章大致了解了一点……总之beyond的变化基本上是香港变化的缩影吧。

solidtu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32BDe9mFn-4

陈冠中先生07年的时候还在想粤港澳文化一体圈。没准现在再看，粤其实主要还是外地人了，这个小文化圈就无从谈起了吧。还有那个办影院的老板，他仔细一看会发现，现在年轻一点的人玩网游的比看电影的多多了，有点年纪的又在为赚钱折腾，哪会常去电影院……不是说绿巨人谢霆锋早在大陆搞广告公司了么？现在党又想发展文化产业……好像除了巨人都有点踩不准点的感觉。

Flik

回复 2# solidtu


    同感。看香港的电影和流行音乐以及娱乐节目的变化，就知道港人心态的变化，对优越感丧失的不满、怨愤、破罐破摔乃至绝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

solidtu

http://www.baike.com/wiki/%E3%80 ... 3%E5%B9%B4%E3%80%8B

http://v.ifeng.com/his/200911/8c ... -8981f4de0963.shtml

http://video.dfdaily.com/html/jilu/2011/1/12/557999.shtml

njnzhh

一个时代的人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其实并不是一代人比一代人聪明多少，只是时势造人罢了。其实人活一世，关键得有思想，随波逐流只是一种处世态度，更多时候更应该明白自己应该怎样。时代的节奏太快，很多人暴富，当然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跟市场一样，暴涨后也会容易有暴跌，只是在于人心理上能否接受罢了。其实想通了人生的很多道理之后，明白自己只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朵小小浪花，很多事情都已经见怪不怪了，也会发现很多神马课本上、社会舆论中所宣扬的价值观是那么的无趣。人生的难处不在于自己拥有怎样的心，更在于是否会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更应该想清楚的是，人活一世，到底是活在谁的世界里，为什么而活；拥有一颗本心，一切都通了。

Flik

回复 6# njnzhh

  
    挺一下！

老浪一期

以前的老文章了

也顶下楼上各位同学

slowblue

陈冠中相当于人文社科类的理想主义学者，但是对经济和政治不懂，信奉民主教，他文中讲出来香港的过去有天时地利不全靠人和是对的，讲出现在出问题也是对的，但是开出的解救方法我觉得还不如港府的方法靠谱呢，他的方法有追求大同的意味，但是他对大同的理解比较狭隘，就是诺基亚的水平，一个模子刻出来，不接受差异性，哪怕这种差异性是天赋运气和后天努力带来的客观存在，也不愿意接受。

solidtu

回复 9# slowblue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GIBmTtqL8Jw

solidtu

全书最后一章的段落：


不过，何东生知道，中国的事情，光有正确的认识是不够的，因为各级党政部门已经受利益
集团和贪腐官员的过度把持，他们会扭曲或抵制哪怕是正确的政策。所以，何东生心想，只有一
场空前的危机，时任当权者才可以实现真正的专政，政令上行下效，为蓄势待发的中国盛世奠下
坚实的基础。不过，何东生虽然预期世界经济会出现比零八年更严重的动荡，却没想到他所期待
的危机这么快就到临，而政治局在慌乱的第一天，就决定启动了一个新鲜出炉的应变储备方案，


叫“冰火盛世计划”。这个计划当然是时任政治局常委的集体智慧，只不过它在方方面面很吻合
何东生私下秘而不宣的“治国平天下方案”。

先说美国怎么啦？怎么学起我们中国，国家印钞票卖债券，去救没救的汽车公司、去注资已
破产的银行，钱都花不到点子上。结果，信贷没有再活络、房价继续寻底、市场依然收缩、失业
率照旧爬升，而美元则一台阶一台阶的往下走，美国的投资者不要美元、世界的投资者不要美元、
连日本、俄罗斯、台湾的中央银行也不敢只持美元，美国债券长期短期利息再好都难以出货。美
元在零九年初曾一度回升，但之后两年已再跌了百分之二十五，终于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到了临界
点，在二月的一个交易日之内，噩梦骤然而来，美元被恐慌性抛售，随之是美股崩盘，黄金二千
美元一盎司，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和财政部长辞职，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史蒂格里茨和克鲁格等一
起确认美国正式进入高通胀式大衰退，即中国媒体所说的冰火期。

这时候，世界大部分地方的经济当然不妙了。中国的情况呢？中国也危了，出口停滞、失业
人口骤增、股市连续跌停板，这次经济的增长由正变负大概是逃不掉了。二零零九年靠国家财政
拨款直接投资来刺激经济的行为，虽然有助于保证GDP增长，却并没有真正拉动消费内需，不
少钱是投在可疑的大型项目和固定资产上的，受益者主要是官僚及央企的裙带利益集团，反而助
长了国企对市场的垄断，压缩了民企空间。

最要命的还是美元大幅贬值。在二零零四年前，中国每年的对外贸易顺差不大。但从零四年
开始，中国越来越不需要外国制造的进口工业产品，而出口却越做越猛，外汇储备骤然攀升到超
过二兆亿美元，然后在一天内不见了三分之一以上价值。原来，中国虽然叫嚷了半天，其实并没
有像日本、俄罗斯、台湾等地的中央银行在放美元，而是一直到最后还在挺美元、买美元资产，
不是不想跟美元逐步脱钩，而是因为缺乏其他选择。我们是已经跟日韩东盟、上海合作组织国家，
在铺垫双边的货币交换安排，我们是已经在积极要求美国发行人民币结算的债券，即外国媒体所
说的熊猫债券。所以不是不做准备，而是时不我予，只能祈望美元暂时不倒，想不到美元偏偏这
么快就倒了。但政治是残酷的，光是主权财富缩水这项罪名，加上事后可预期的国内经济负增长，
上一届政府在党内已威望全失，到一年后换届的时候将全无招架之力，肯定都要下台，那将是一
个亲痛仇快的时刻。这就是上届政府毅然决定采用冰火盛世计划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呀，既然横
死竖也死，索性背水一战，釜底抽薪，以期扭转乾坤，胜则全胜，败则..败则管他洪水滔天，
是下届政府的事了。

美元大贬值的那一天，是正月初八，中国刚过了农历年假期，除了部分工厂外，全面开市。
那天早上几乎所有新闻媒体都报道说世界经济进入了冰火期。下午各城市就出现食品和日常用品
抢购潮，到晚上已经人心惶惶。

国际机器去哪里了？


其实，全国的公安、武警、解放军当天都已经进入了戒备，中央向各级政府宣布：全国处于
紧急状态，冰火盛世计划已经启动。这个行动是一环扣一环的，必须全国一盘棋，按预定计划走，
才能竟全功。

第一环，除新疆和西藏立即戒严之外，其他地方没有中央命令，国家机器不准出动。换句话
说，国家机器在等。等什么呢？等着看要多久才出现真的乱象。等着看民众能够忍受多长的无政
府状态。等着那一刻，人民呼唤政府不要抛弃他们，恳求国家机器出来拯救自己。就是说，等到
全国人民再度心甘情愿的委身给巨灵。

如果出现大规模打砸抢烧的情况，或居民集体逃离自己的居住地区，那就是国家机器出动的
信号。结果，民众度过了六天惶惶不可终日、谣言满天飞的日子，到了第七天各地报上来的情况，
已经有了动乱的迹象，但就是这样，全国也只有少数地区出现大范围打砸抢烧或居民集体逃离的
现象。第八天正月十五，解放军、武警部队象征性的开进全国六百多个城市，全无例外的受到居
民的夹道欢迎。这说明在小康社会，人民怕乱多于怕专政，而且中国社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无序，
渴求稳定的人占绝大多数，只要矛头不是指向政府，一切都好办。

那天下午，公安、武警、解放军联合宣布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社会秩序一下恢复，连偷鸡摸
狗行为都戛然绝迹。政府也宣布开仓派送中央储备粮的大米，每天限量配给，完全免费，二十四
小时来者不拒，确保老百姓不愁挨饿。有意思的是，老百姓嫌国家储备粮用的多季稻大米口感不
好，都不爱吃，竟不踊跃领米，而且因为严打，投机分子也不敢去收购储备粮卖给米酒厂。

方草地气愤的问何东生：“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吓唬老百姓？”

何东生像讲课般的说：

危机开始的时刻是很关键的，一开始处理不好就很难收拾。这次危机是超严重的，足以诱发
全国性的群体事件。它从经济面开始，但会引爆各种潜伏已久的深层社会矛盾，如果政府的反应
太温吞太零碎，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怨气会更大，但如果政府一步到位下重药，有些阶层又接
受不了，会反弹。不管我们怎么做矛头都只会指向政府。

当时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除了涉及少数民族的群体事件可能是族群对族群的之外，一般的
群体事件，都是群众与政府对立。很多老百姓已经有了定见，认定不闹事问题不会得到解决，所
以什么鸡零狗碎的事都动辄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如果全国同时发生群体性事件，矛头、怨气都是指向政府的话，我们的情境推演表明，政府
不可能一个火头一个火头的去灭，或一个群体一个群体的去安抚，再多警力、军队、武装力量都
不够，国家机器就崩溃了。

反过来说，只要矛头不指向政府，就不容易形成群体性事件。个别不法之徒滋事并不构成群
体事件。

所以，首先得不让老百姓把所有的矛头都同时指向政府。

推演来推演去，险中求胜的唯一方法是让老百姓自己吓唬自己，怕政府抛弃他们，怕无政府。
无政府状态就是英哲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用他在《巨灵》或叫《利维坦》一书
的说法，在自然的状态下，人的生命，是孤独、贫穷、龌龊、粗暴及短促的。生命财产全无保障，
那才是终极的恐怖。你们认真想一想，大家整天说怕中国会大乱，怕的不就是这个吗？因为怕无
政府，怕大乱，大家反而主动愿意在一只并不可爱的巨灵面前跪下，因为只有这只巨灵可以保障
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就是说让国家成为暴力的唯一合法垄断者，舍此别无选择。也就是说只有让
人们真的感到，大难当前，只能指望我们共产党了，我们才能接着集中资源办大事。

小希顶了何东生一句：“现在谈的是政府和无政府，没有说政府必然就是你们共产党！”

何东生说：“争论这个没意义，反正现在两者是一回事。”

小希问：“你们制造无政府状态，已经骗得民心，连北京老百姓都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城了，
还想怎样？为什么要严打？你知道每次严打会有多少人枉死？”

方草地说：“我就是差点死在这次严打。”

何东生说：“凭良心说，我也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搞严打。但是，上一任政府为了在换届
前表现强硬，并且也真的为了办好接下来的大事，不得不如此。全球经济进入寒冬，中国要自救，
就需要下猛药调整经济，但这样一来社会有可能失控，政令会被扭曲，民众会闹事。国家必须完
全控制了社会，驯服了老百姓，大家乖乖地听话，才能共度时艰。怎么驯服呢？八三年市场经济
出现乱象，老邓不是也搞了一次严打，八九六四，又是另一种形式的严打。懂吗？为了办大事，
牺牲是难免的。”

小希和方草地觉得何东生这番话强词夺理，想反驳，何东生示意让他先把话说完。他说：一
八一六年，也就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战争效应消失，英国出现经济大衰退，国债是


GDP的两点五倍。不巧的是因为一八一五年印尼发生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大的火山爆发，全球灰云
盖日，导致翌年欧洲农作全面失收。当时的首相是利物浦，他的顾问你们知道是谁？就是鼎鼎大
名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眼看大衰退将要引起社会打乱了，他们只用了一招作为危机处理。哪一招
呢？就是取得议会同意，废止Habeas Corpus，即英国的人身保护令，谁闹事谁不听话，政府可
以不按法律不依程序，抓起来就关在狱里，用现代话说就是政府随意践踏人权。结果，整个大衰
退期间英国的刁民都不敢闹事，过一年后经济就恢复了。神奇吧？

当然，这个期间人民是要吃苦挨饿的，而且以前资本主义衰退大多数是周期性的，一年两年，
撑过去就没事。但这次跟三十年代那次经济大萧条一样，可以拖它十年八年，硬撑撑不过，政府
要进场。我的重点是，永远是稳定第一，但稳定不是目的，稳定是为了办大事，所以非常时期或
紧急状态一定要先严打，敲山震虎，然后，趁着严打的效应仍在，就放手推新政。

乱纷纷蜂酿蜜

严打为盛世计划的第二环，同时推出五项配套政策。

1. 国人所有在境内银行的个人存款，百分之二十五必须换成国家规范的消费券，三分之一
在九十天内、三分之二在六个月内要花掉，逾期作废。


中国人过度储蓄，是造成内需不足的主因之一。中国的私人和企业的存款量分别达到GDP
年度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和百分之三十以上，当外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有闲钱的人更捂着
钱包不花钱，人人如此，经济能不衰退？要民众掏钱消费，靠降息或道德劝喻已经不灵，只能靠
强迫性政令。这在西方国家是想都不敢想的。

这项政令第一个优点是执行上相对简单，所有银行都电脑化，一刀切下去很容易。第二个优
点是这项政令只涉及有产者，影响的主要是在银行有个人存款的城市中产和小康这些先富阶层，
包括公务员、专业人士、白领、国企员工、小商人和退休人士，要他们花百分之二十五存款在自
己身上，同时帮助国家刺激经济度过难关，说得过去。消费者开始花钱，企业也开始花钱。第三
个优点是不用国家财政拨款或提供凯恩斯式就业工程即可逆转衰退，至少是强力开动了内需带动
的经济增长引擎，估计至少可以拉升五个GDP增长点。

这一来，有点存款的城镇居民就已经够忙了：钱要花到哪里去？买什么商品或服务？

2. 既然制造了需求，就要有供应。第二项配套政策是取消三千多项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管
制，方便民间资本进入各行各业，放宽针对内需产业的信贷，鼓励创业，同时完成政府
功能转变，官退民进。除有关国家安全和央企垄断的产业外，许多受限制行业，现在都



撤退。何东生对老陈说，现在谁都可以成立出版社，不用书号就可以出书了。老陈反驳
说：可是所有书都一样要送审，很多题材是禁区。何东生说：但至少现在到处是民营出
版社了，还有中外合资出版社，完全符合WTO要求。


这政令也够有效，一时间好像全民皆商，不论年龄、性别、地区、职业，人人都在谈生意、
动赚钱脑筋，找人才，或被人找，找资源，或替资源找人。中国人你只要给他们一条缝，他们就
能撑出一片天来。

奇迹一般，广东、江浙那些本来做出口的制造业空闲设备，转眼都改造好，开始为内需而生
产。过剩的写字楼和厂房也一下消化掉。新产品、新服务，一两个月间就充斥市场。中国在半年
内成功的由投资与出口主导转为内需带动的经济体。

有多成功？何东生说第一阶段目标是回到中国八十年代，即内需占GDP一半，这目标达到
了。理想目标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美国，内部消费占GDP百分之六十。后来美国做过头了，
过分依赖内部消费，到百分之七十多，投资和出口都不足，信贷过滥，民间完全没有储蓄，才出
大问题。但美国七十年代前的内部消费比重，是一个大国很理想的比重，中国十几亿人，本身已
构成一个超大内部市场，许多方面可以自力更生，不需要过分依赖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也就
是说今后可以不过度受美元波动影响了。当然，暂时中国内需只是从GDP的三成半提升到接近
五成，投资和外贸仍占一半以上，依然有过度投资基建和房地产的状况，并且到了全球经济复苏
后外贸比重还会稍有回升，但总的来说内需比重大大调高，国人工资提升，企业投资回报好，国
家税收也相应增加，成功消解了当时的国内经济衰退危机，还矫正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上最
严重的偏差，故此可以说，盛世的经济基础这一刻就已经打下了。

一箭双雕，因为到底都在创业和扩充业务，城乡失业问题也解决了。

3. 此时许多农民工也回城，趁这个民工荒的时候挑选待遇好的工作。那么留守的农民忙什
么？也在忙着处理自己的财产。第三项新政策是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农地产权，农民成了
有恒产之人。这件事说了多少年，现在终于落实，背后动机之一是想在经济危机时刻转
移农民注意力以维持社会稳定。果然，农民都忙着处理自己的资产。何东生本人对农地
应否私有是拿不定主意的，别国的私有化经验并不见得都正面，但他拗不过其他人的意
见。有一点可以确定而且令他没话说的是：农民是支持私有化政策的。何东生带点伤感
的说：中国从此不能走回头路了。
4. 这是全国充满激情的一段时间，看上去有些混乱，但这是建设性的必须的乱。也就是说，
在解放生产力和调动全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严防经
济犯罪和贪腐官员对政策的破坏。在此之前三周的从重从快严打，先灭掉一批黑恶势力、
职业罪犯、地痞流氓、人口贩子、扒窃乞丐集团，接着借严打余威，再宣布三严打，即
打击贪污腐败、打击投机造假、打击谣言惑众。大家当时一听到严打都怕死了。



共产党最擅长打小苍蝇，随手抓几个典型来判死不手软，也震慑了一下地方官吏，让他们夹
紧尾巴做人，这就达到预期效果了。只要地方吏治有点改善，官员们暂时不敢上下其手，前面三
项经济新政就有较大的成功机率。

5. 何东生支持市场经济，但是不认为市场万能，更不相信放任主义。他从来知道公权在某
些环节不能缺席。前面的几项政策，制造了真实的需求，也开动了相应的生产，这个时
候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和信贷大增，商品和服务都会出现短期供不应求的状况，就算没有
投机倒把分子，任由市场去调节，人们会有通胀预期，物价也会不规则的飞涨，如果演
变成恶性通货膨胀，就会让这次改革受到巨大压力，甚至翻车。怎么办？只能管制物价。


这是何东生认为整个冰火盛世计划在理念上最多争议、执行上技术含量最高的一环。那些受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洗脑的专家学者，大概对物价管制四个字本身就有负面的条件反射。何东生的
经济学是自学回来的，本来也是这样反应的，直到今年细读西方国家的经济史之后，他才发觉在
上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有过多次大规模物价管制的成功例子，而这些都是奉行资本主义的国家。
他大开眼界的读到犹太银行家毕芬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成功的主持的意志帝国的经济
计划。到二战期间，德意志第三帝国也有效的结合了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最鼓舞何东生的，是
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的经济政策，包括物资管制，不独承担起了庞大的军费，并藉此正式
替美国摆脱了纠缠十二年的经济衰退。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夫曾任职当时的物资管理局，有
员工一万六千人，他在一九七二年获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会长之前曾写过物价管理的专著，并在七
十年代经济滞胀期间再度提出管制物资，可见并非所有西方经济学家都不接受物价管制，只不过
近四十年芝加哥学派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美国抬头，影响所及，没人再记得物价管制是市场经
济的一种调控手段。实际上在欧洲，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还有百分之四十的经济活动是受
到物价管制的。

何东生几年前先是突破了自己对经济学的认知，然后结合中国实际，耐心的将理念推销给中
央其他同志。幸好中国的许多官员刚从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中走出来，表面上接受市场经济，打从
心底里一听到管制就高兴，所以何东生可以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有利市场运作的物价调控，是
做得到的，甚至可以说在重大经济转型时期是必须的，是扶助市场，不让新兴市场自我毁灭，而
不是替代成熟市场功能的。

不过，何东生组成的物价管制班子中，没有一个是满脑子意识形态的官员。骨干是一批五十
多岁的技术官僚，他们累积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物价调控的经验，加上大批重点大学招来的统
计学、计量经济学尖子，配备了以前计划经济年代所不具备的资料库管理软件和全国连网，让地
球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可以即时上网查看全部最新价格调控资讯。物价管制是明码实价、真刀
真枪的，要让生意人赚钱，鼓励他们生产，但要打消他们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念头。什么该管，
什么不该管，管制对供求有什么影响，都需要把握得恰到好处，要压制暴涨暴跌，更要在适当时
刻放手让市场自己的调节功能来接手。这样的大规模回馈式调节系统，让最初抱着批评态度的外
国媒体大开眼界。说穿了，再具威权的专制政府也只有用上了二十一世纪的自动化资讯和计量技
术，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新一代的“指令经济“。这样，物价调控替这次中国经济的重大改革作了
护航。


以上的五套配套政策，当今世上大概真的只有中国才可以同时做到。

在全球经济的困难时期，西方国家焦头乱额、自顾不暇，但这是我们的拜年机遇。本来是岌
岌可危的上届政府，将一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短期内化危为机，让国内外都接受了中
国盛世的说法。到翌年，党政班子顺利换届。何东生没有升官，他想晋身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打算
落空了，只是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政治局委员，成了三朝元老。冰火盛世计划周年的时候，何
东生不无自嘲的恭喜自己说：“何东生，干得好。“

百年梦圆

方草地和小希还有许多问题要问，是关于无政府的一周和严打的三周的，但他们被何东生的
言说带着走。何东生上了厕所，再喝了水后，人更来劲了。他话匣子一开，是有一股不容置喙的
魅力的。

方草地和小希也不否认这两年中国经济势头很好，但是他们认为政治方面是更黑暗了，中国
离宪政民主越来越远。他们抱怨人们好像完全安于现状，个个摆出一副生活幸福完美的样子。

老陈就是其中一个。在重逢小希之前，他觉得当前社会一片祥和，每天都被自己的幸福感动。

身为读书看报的人，老陈甚至有一种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不久以前还觉得台湾、香
港在前，大陆在后，现在感觉大陆在前，台港跟在后；周围的人一向都在批评大陆的贫困落后，
突然却高唱起中国盛世的到临；多少年来有识之士说西方制度优越，全世界以美日欧等地区马首
是瞻，忽然都纷纷改说他们不行了，现在是全世界学中国。

这当然有错觉成分，经不起一项一项实证推敲，譬如人均收入中国还跟发达国家有很大距离，
污染厉害、廉政不彰、人权没保障、言论受管制。但中国就是人多，总实力永远是惊人的，它的
崛起是不争的事实。经常可以看到国内媒体报道说中国这方面是全球第一、那方面是站在世界前
沿。半只半觉间，至少在一般国人的意识中，中国是处处领先了。

因为美国、欧洲、日本陷入衰退，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长期不振，而中国用自己的方法提升了
内需而降低了对出口的依赖，故此再也不必采用遮遮掩掩的重商主义了，堵住了国际社会对中国
的批评。以前全世界的制造业怨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汇价以补贴出口，造成不公平竞争，而西方
的劳工团体又批评中国剥削自己的工人以降低出口成本，导致全球劳工福利水准下降。现在，不
靠压价出口，人民币可以升值了，人们可以多买进口货、出国旅游以至到处收购外国企业了。个


人收入普遍提高，企业获利，国家税收因此增加。这样，教育、医保，社保都可以加强，还可以
加大力度处理环境问题。

何东生说：不能保护工人，做不到全民健保、社保，我们算什么劳什子社会主义国家。听得
小希和方草地直点头。

solidtu

看完我还是觉得做做床垫弹弹棉被，动动手流点汗神马的更靠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