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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市场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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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17 11:47: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美国市场经济模式  
  
(一)主要特点。
美国模式,即所谓消费者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又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它十分强调市场力量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政府对经济发展只能起次要作用。推崇企业家精神,崇尚市场效率而批评政府于预,这种市场模式的特点是生产要素有较高的流动性。这一模式中还存在着无限制的法律诉讼特色。政府进行调控与否往往以是否有利于消费者利益为目标,而较少从生产者角度出发。社会习惯与政府政策更多地着重促进私人消费而忽视储蓄。这种倾向不仅反映在个人与企业的行为方面,而且也反映在政府公共财政的大量赤字方面。
(二)经济管理体制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美国没有全国的经济计划,甚至在经济界和学术界还对世界许多国家普遍接受的产业政策持有不同意见。但是有的州及县。镇却在编制计划。国家往往通过政府订货和采购影响经济。政府也对某些部门施加管理,例如对能源、尖端技术、农业和环保等部门。但大公司却有自己的计划管理制度,一般都要编制长期发展计划与销售计划。
美国政府对经济实施宏观管理的演变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自1776年美国建国开始到1860年南北战争爆发前为第一阶段。最初形成了以州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1789年的《美国宪法》,确立了联邦、州、地方的三级政府体制。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有权制定税法,管理税收;有权制造货币,管理通货。上述条款为美国联邦政府调节经济提供了法律根据。在这一阶段,初步建立了以关税为主的财税制度。1782年,美国成立了第一家银行——北美银行。1791年国会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银行的法令,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国家很行。在这个阶段中,美国银行的发展,曾经历过一个混乱时期。1837年密执安条例建立了一种制度,规定只要具备一定条件,任何人都可以申领银行执照。以后不久,大多数州都通过了相似的法律,当时在美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利用新银行法捞一把的热潮。1834年美国日银行总数为500家,1840年增加到9000家。1807年,美国通过了外贸禁运法令,禁止英、法工业品进人美国,起到了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的作用。联邦政府从1785年到1832年,曾先后颁布六个有关开垦西部土地的法令,刺激农业的发展,并采用鼓励外国技术工人移居美国和奖励发明创造等措施,以促进科技的发展。
1861年南北战争到1933年罗斯福新政府上台前,是美国政府对经济实施宏观管理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美国建立了以公司和个人所得税为主的财税制度,对货币与银行制度进行了改革。1863年国会通过了国民银行条例,规定开办银行必须具有的最低资本额,并对银行资金的使用与钞票发行作了规定。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固有的矛盾,也由于制度缺乏集中管理,美国差不多每10年就发生一次金融危机。1873年J884年、1893年和1907年都发生过严重的经济危机。于是在1913年建立了联邦储备制度,国会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控制国家的流通和贷款。但联邦储备条例并没有改变美国自由经营银行的原则,银行的数目继续增加。到1921年,全国营业的银行超过3万家。整个20世纪20年代,银行倒闭之风不断。到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整个银行制度趋于崩溃。
1933年罗斯福推行新政后,美国的消费者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进人了逐步完善阶段。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传统自由派不干预经济的做法。1933年3月开始的100天内,罗斯福以立法与行政手段进行了若干重要改革。在解决失业方面,国家设立了民间保护团,吸收失业青年从事植树、造林、筑坝、水土保持及兴建国家级与州级公园以保护自然资源,政府提供5亿美元(后增至50亿美元)用来修建机场、公园、道路、学校与下水道等公共设施,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在农业方面,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控制农民生产粮食的数量及设立房屋贷款公司,以保障人民的住房;在规范证券发行方面,通过了证券法;为促进和规划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建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通过了联邦紧急赈救法等等。此后,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宏观管理制度,又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和发展。
(三)宏观调控体系。
1.财政预算体系。本世纪30年代前,美国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认为供给可以创造自身的需求,依靠市场供求关系,就可以自动调节经济。因此,那时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保持国家预算的收支平衡,而并不运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自从爆发了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后,英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经济不可能自动达到其产出潜力。经济活动会停留在低于产出潜力的水平,而需要通过增加总需求措施以刺激生产并增加就业。”他主张国家干预,认为通过政府的充分就业政策可以使经济从衰退中得到恢复。许多经济学家接受了凯恩斯的理论。以后美国的财政政策就不再搞预算收支平衡,而是以保持物价稳定并促进充分就业为目标。政府预算的收入与支出,所制定的税制结构与累进所得税、失业保险等,都成为美国政府搞活宏观经济、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帮助政府实施社会目标(市场不能解决的社会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国实行联邦、州和地方的三级政策预算管理体系。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约占全部收入的 60%,地方约占40%。在联邦政府的预算支出中,约有10%用于补助州与地方。这样联邦政府可以凭借其财力,对州和地方的发展进行干预与影响,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全国经济较平衡的发展。1932年前,州与地方政府来自联邦政府的补贴仅占总收人的3%。但自1934年后,开始上升到13%,最高年分(1979~1980年)达到了Z1.8%。在联邦政府的财政收人中,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与社会保险税这三项税收,约占全部税收的87%(1988~1989财政年度)。州与地方政府的收人中,各种税收约占51%以上(1983~1984财政年度),从联邦政府获得的补贴约占18%。联邦政府的支出,主要用于国防与国际关系,其次是社会保险,在1988~1989财政年度这两项分别占支出的27%和 25%。州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主要用于教育、道路、公共福利及公共设施等。
美国不依靠产业政策与国家计划来干预经济活动,而是通过国家对商品和劳务的采购来扩大市场,刺激投资和生产。其最主要的是军事采购,大多由国防部承办。美国国防部还拥有相当多的国有资产。其余部分则是民用采购。例如,1985年的政府采购额是3539亿美元,其中军事采购占了74%。
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潜在原因之一是农民和工人收人过低,致使消费品严重过剩。鉴于这个教训,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对农业的保护并开始了对农业的计划干预。1933年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创建了商品信贷公司。它可以从财政部借款对农业进行价格补贴。美国政府初期对农业的干预,主要是由于农业的供过于求而实行限产措施。70年代起,由于国际市场出现了农产品短缺,政府暂时停止了限耕,转而促进农业增产,减少“支持价格”,促进农业面向市场。1985年国会通过了《食物安全法》,降低了若干种农产品的“支持价格”,并促进农业进一步面向市场竞争。
2.银行金融体系。到1990年末,美国约有12300家银行,是世界各国中银行数目最多的国家,但每个银行拥有的平均资产数却不大。美国政府对银行的管理经过了集权一分权一集权的变化过程。银行最早成立于1782年,最早的国家银行成立于1791年。1837~1863年期间,是美国银行的自由发展时期,那时美国的商业银行都在其所在州注册。由于各州对银行缺乏严格管理,大批银行倒闭。州银行的货币往往成为废纸,对老百姓造成了极大损失。1863年,美国通过了国民银行条例,并在其后的补充条例中,规定了在联邦政府注册的国民银行体系。联邦政府在财政部内设立了金融监察局,控制信用和管理银行。为了制止州银行印发货币,还规定了对州注册银行发行货币要征以10%的税,使得州银行的发行钞票成为无利可图。许多州银行立即申请改为国家银行,有的银行因税重而不得不关门,有的以支票代替货币而生存下来。这样在美国银行体系中,存在着联邦管理银行与州管理银行的双轨制。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大批银行破产。罗斯福在1933年到1935年提出了银行法,以支持银行系统改革并集中了联邦储备银行的权力。该法律体系中,明确了联邦储备银行的领导体系与组织。目前,美国政府对银行的管理,法律规定了三个调控系统。
一是联邦财政部的金融监察机构。政府对商业银行实行中央和州二级管理。
二是联邦储备体系。由联邦储备区内的12家联邦储备银行及其领导机构联邦储备委员会组成,对领导机构组成也作了一系列具体规定,以保证不受短期的政治影响。国民银行都应参加联邦储备体系作为其会员银行。明确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的中央银行,负责制定、实施国家的货币政策,以保证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
三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保护居民存款,使其在银行倒闭后少受损失。
根据1933年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不允许买卖企业股票与债券。
同其它产业相比,美国对银行业的干预是较为严格的。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8O年放松存款机构规制及货币控制法》,开始对银行放松管制而给予了更多的自主权。1986年取消了利率上限的规定,并允许所有存款机构都可以提供支票账户等。1989年8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为数约4000亿美元的款项,以支付倒闭的小金融机构所保险了的存款。
(四)美国市场经济的演进过程。
消费者导向型市场经济,处于不断改进与完善中。80年代,美国政府放松了对交通运输业(包括航空、汽车货运与铁路)的干预,由其按市场方式定价,还放松了对石油价格的控制,并重视利用市场经济机制改进环境保护。但美国一方面在放松干预,另一方面却面临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国家的竞争,例如日本、韩国及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等。这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是否需要制定产业政策?总体上,基于美国的价值观是所谓“生活、自由与追求幸福”,因此美国历来提倡企业的自由精神而不主张干预。自1973年起,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年增长仅0.8%,而在1973年前的25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增长率为2.5%。如果能维持年均增长2.5%的劳动生产率,那么今天美国中等家庭收人应能达到47000美元,然而现在却只有35000美元。克林顿所选定的经济顾问委员会负责人苔苏提出了美国也需要一种产业政策,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但仍受到美国经济界部分人的反对。
尽管美国现在保健系统费用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但仍有3500万美国人未能获得保险。因此对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是当前美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
1945~1965年期间,美国生育高峰年代出生的人口在90年代之后将陆续进人到退休年龄。由于其人数超过了下一代的人数,从而提高了“赡养率”,使养老金制度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楼主| 发表于 2007-6-17 11:52:42 | 显示全部楼层

德国市场经济模式

德国市场经济模式  
   
(一)主要特点。
德国模式,即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德国认为它实行的是宏观控制的社会市场经济,既反对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对把经济统紧管死,而要将个人的自由创造和社会进步的原则结合起来。它既保障私人企业和私人财产的自由,又要使这些权利的实行给公众带来好处。在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上,它的原则是国家要尽可能少干预而只给予必要的干预。国家在市场经济中主要起调节作用,并为市场运作规定总的框架。所以德国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国家有所调节的市场经济,以保证市场自由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
(二)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
凡是市场经济能自行调节的,都应让市场去解决。国家只是为市场的正常运作制定规则,并在市场失灵的地方进行干预。所以德国的社会市场经腿以市场为基础的。
在德国,国家基本上不规定工资与物价,也不规定具体的生产指标。这些基本上都是靠市场供求关系自动决定的。但是德国农产品的价格不是通肺场形成的,而是由欧洲共同市场规定的,为此,政府每年要补贴几十亿马克;德国铁路和邮电的价格也是由联邦政府规定的,发生亏损时由联邦政府补贴。
由于竞争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因此,德国制定了《反限制竞争法》等一系列有关法律,并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即卡特尔局(实际上是反卡特尔局),禁止企业与企业就生产、价格、销售、市场分割达成垄断协定,禁止妨碍或破坏市场的企业兼并,禁止垄断对外贸易,禁止其他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垄断组织或集团;鼓励中小企业合作,积极参加竞争;保证企业有生产自由、经营自由、投资自由、雇工自由和劳资谈判自由。企业间兼并或合作协议,凡有利于竞争的都可以进行,但必须得到卡特尔局的批准,违反者将受重罚。此外,德国还制定有《反对不正当竞争法》,严惩假广告、缺斤少两、假冒商标、以次充好等不正当行为,以保护竞争者和消费者的正当利益。其他有关法律还有:《调整一般交易条件法》、《折扣法》、《附赠法》、《商标法》、《专利法》等。这些法律为市场的正常运行规定了准则。德国还对某些职业规定了进人市场的先决条件,如手工业者了零售商在开业前必须证明其职业知识。对卫生、法律咨询、会计咨询和税收咨询等部门,国家要求申请者经过专门培训并有一定的年龄标准。
德国的工资基本上也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形成的,由劳资双方自由谈判,签订劳资协定。德国的劳资谈判是集体进行的,一般由一个产业部门的工会联合会和雇主联合会分别代表双方就工资增长幅度等问题,每年谈判一次并签订协议。关于休假天数、解雇通知期限、加班费、奖金等问题,通常几年签订一次协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采取中立态度,不加干预。
(三)宏观经济管理。
在社会市场经济中,国家并不直接干预经济过程本身,但并不是说国家没有任何经济计划。德国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都有一定的经济计划,有中期的、年度的和短期的。但这些计划仅仅规定一些综合性指标,对企业并没有约束力,而要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手段来进行调节。如1974年到1975年的四个短期计划中,联邦政府共动用了1000亿马克来刺激经济,对缓解这一时期的经济衰退起了一定作用。再如当前改造东部地区的计划,政府从1990年起每年在东部各州投人1000多亿马克,主要是改造铁路、高速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并采取税收优惠等办法,吸引私人资本参与东部的改造。1992年德国公司在东部各州的投资达440亿马克。
德国负责这种宏观经济管理的机构,是经济发展理事会和财计划理事会等组织。经济发展理事会由联邦经济部长主持,由联邦财政部长、联邦银行行长、各州一名代表和一些地方的代表组成,每年至少开会两次,以协调参与制定经济政策的各部门的行动。财政计划理事会由联邦财政部长主持,由联邦经济部长。联邦银行行长、各州一名代表和地方的代表组成,负责协调中央、州和地方的开支与投资计划。德国有一个由5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五贤人委员会”,负责在每年秋季提出一份全面估计当年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的鉴定书,作为各决策部门的参考依据。联邦总理在第二年一月要向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提出一个年度的经济报告,对“五贤人委员会”的鉴定书作出反应,并提出当年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德国还有一个协调委员会,由联邦政府、工会、企业主组织的代表参加,由经济部长主持,在工资和物价等方面协调意见和规劝。这个委员会并没有任何决定权,但对沟通各方意见,协调步调,从而保证经济正常运行是有作用的。
通过上述机制,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情况有一个全面、及时、清楚而准确的了解,然后根据情况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来吸引和规劝各方面的力量,从宏观上调节经济。
(四)德国联邦银行的特殊作用。
在德国,联邦政府主要负责运用财政和税收的手段来调节经济,而主要负责运用货币和信贷政策的是联邦银行。德国联邦银行是德国的中央银行,其资本归联邦政府所有,只有联邦银行才有权发行货币。但联邦银行又是一个具有公共法人资格的联邦直接法人,独立于联邦政府,在行使职权时不受联邦政府指令的影响,但它要支持政府的总体经济政策。联邦银行的经费不列人政府预算,独立开支。当政府和银行在政策上发生分歧时可以协调,但联邦银行按理事会决议行事,联邦政府对这种决定只有暂时推迟实施的权力。这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都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都是由政府操纵银行,滥发货币和债券以弥补战争赔款和财政赤字所引起的。有鉴于此,1957年颁布了《联邦银行法》,赋予联邦银行以独特的地位和职权,保卫币值稳定是联邦银行的首要职责。
联邦银行的权力机关是联邦银行中央银行理事会。它由联邦银行行长福行长。董事会其他成员和州银行行长组成,由联邦银行行长任主席。联邦银行行长福行长、董事会其他成员经联邦政府提名,由联邦总统任命,任期8年,为联邦总理任期的一倍。除个人原因或联邦中央银行理事会的意见外,联邦银行行长在任期内不受联邦政府更迭的影响,不能被解职。联邦银行中央银行理事会每两周开会一次,以简单多数作出决议。董事会是联邦银行的中央执行机构,负责执行联邦银行中央银行理事会的决议。
联邦银行根据对经济形势的预测和对市场行情的分析,决定收缩或放松的发行量以保持马克的币值,稳定物价。联邦银行还可以用提高或降低商业银行在联邦银行的存款额,提高或降低它对商业银行的贴现率,在金融方面刺激或冷却经济。
(五)德国的企业组织制度。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保障私人企业,但老式的、由家族拥有的私人企业已为数不多了,而且都是些中小企业。大的企业几乎都是股份公司。但德国股份有限公司不多,只占公司总数的5%左右。有些很大的企业也是有限责任公司,不上市。1992年,德国西部地区约有46700个企业,其中雇员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只占2%,却雇佣了工业部门一半以上的雇员,控制了一半以上的营业额。
在大的股份公司中,股权相当分散。如西门子公司共有几十万股,其中3八是分散的。从80年代起,德国鼓励职工参加本企业的股份并给予奖励。目前德国有相当数量的职工持有本企业股票。德国原来的一些著名的家族企业一般已变成大的股份公司,如克虏伯公司,在克虏伯家族传到第六代时,继承人不成器,他父亲从产业中划出一笔钱供他挥霍,条件是从此以后他和企业脱离关系,把整个企业交给一个由德国有名企业家组成的基金会来管理。
许多大公司中都有联邦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股份,有时政府的股份足以控制这家公司,这样的公司实际上是国有企业,或“公私合有”企业。如联合电力矿山公司、萨尔茨吉物钢铁公司、萨尔煤矿公司、汉莎航空公司等都是国有企业。大众汽车公司原来也是国有的,后来联邦政府把部分股票转让给了私人,而变成了“公私合有”性质。戴姆勒一奔驰汽车公司也有约20%的股权属于巴登符腾堡州政府。但是不论政府拥有企业多少股权,企业仍和一般股份公司一样运行,一样纳税,政府除收取税收外,还可以分到其拥有股权应分到的红利。前联邦德国各级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工业企业曾有6000多家,其产值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7%。但由于政府占有的股分可以转让给私人,也可以从私人手中购进股权,因此这个数字是不断变动的。在80年代私有化浪潮的冲击下,这个比例不断降低。
德国在企业中实行的“参与决定权”,是一种有很特色的措施,它不直接影响所有制,却对资本的权力进行某些限制,并从法律上给了职工参与企业某些决策的权力。德国的企业中有两个领导机构:作为监督机构的监事会和处理日常业务的董事会。监事会由资方和劳方的代表共同组成。监事会中资方和劳方代表的组成情况有三种:在矿山和钢铁大企业中,双方代表各占一半,再加上一名由双方共同选出的中立的监事。在煤炭、钢铁和新闻界以外拥有2000名职工以上的大企业中,监事会也由劳资双方各出一半代表组成,但如双方发生争执,相持不下时,资方出任的主席有裁决权。此外,监事会雇员代表中必须至少有一名有管理权的高级职员。在不到2000名职工的企业中,资方代表在监事会中占2/3,劳方代表占1/3。
德国企业里还有代表雇员利益的企业职工各个委员会。凡年满18岁的职工,不论性别、国籍以及是否为工会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企业职工委员会拥有多种权力,特别在福利和人事问题上,如没有企业职工委员会的同意,企业领导不得安排加班或缩短工时。
(六)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金保险和工伤事故保险等。
失业保险是全体职工的义务保险,目前保险费约占工人毛收人的4.8%,由资方和劳方各出一半。遇到失业时,缴纳过一定时期保险费并愿意接受劳工局为他安排适当工作的人,可以要求领取失业金。最高失业金为净工资的68%,失业金最多可以领取一年,年老的失业者可以领取32个月。如果继续失业要申请失业救济,最高救济金可达净工资的58%。
医疗保险有社会医疗保险和私人医疗保险两种。所有工人和收人在一定标准以内的职工及一些其他行业的人必须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其他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自愿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险费目前约为职工毛收人的12.3%,也由劳资双方各付一半。社会医疗保险除包括治疗、药品等医疗补助外,还包括生育补助、丧葬费、家庭补助、住院费和某些休养费。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人只需把医疗单交给为他看病的医生,由医生直接同医疗保险公司结账。
所有职工都必须参加养老金保险。保险费目前为毛工资的17.7%,也由劳资双方各出一半。被保险者一般要缴纳60~180个月保险费才能享受到各种形式的养老金。通常男年满65岁、女满60岁,方可领取退休养老金。养老金的多少视参加保险时间的长短和劳动报酬的多少而定。养老金随着全体职工平均工资的增加而增加。另外,许多企业还向其工作人员提供额外的老年补贴,称为企业养老金,是法定养老金保险的重要补充。
工伤事故保险是对全体职工、农民的一种义务保险,保险费全部由企业主支付。1971年以来,大学生、学生和幼儿园的儿童也被纳人保险的保护之列。
除了上述的各种社会保险外,德国还有儿童补贴、住房补贴等社会福利。战争受害者可以得到供养,伤残人在治疗和职业上可以得到专门的扶助。此外还有专门的救济金,对那些无依无靠的人进行救济。
(七)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问题。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8~1966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社会市场经济在联邦德国得到全面推行。由于当时经济高速增长,国家虽注意到社会公平问题,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有限,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多是局部性的。1967~1982年为第二阶段,1967年联邦议会通过了《经济稳定与增长法》,规定在实施经济政策时,必须注意总体平衡,同时要采取措施,在市场经济秩序范围内达到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对外经济平衡和适度的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中,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增强了。1982年以后进入了第三阶段。由于财政困难、通货膨胀加剧和日益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科尔政府提出不要更多的国家干预,而要更多的市场经济,出现了第一阶段的倾向。如对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实行再私有化,给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以更多优惠条件,削减社会福利等。1990年两德统一后,又在东部推行私有化和西部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社会市场经济。
目前德国存在的问题是:工资太高,社会福利的包袱太重,影响了德国商品的竞争力。市场疲软,生产下降,失业增加,经济进人衰退。统一引起的财政负担太重,削弱了国家调节经济的能力。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又面临着较大的调整任务。

[ 本帖最后由 黄河之水天上来 于 2007-6-17 12: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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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6-17 11:56:27 | 显示全部楼层

日本市场经济模式

日本市场经济模式

(一)主要特点。
日本模式,即所谓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又称“社团市场经济”。战后日本经济除近几年来有所停滞外,基本处于持续的高速增长。在1950~1990年40年间,人均实际收入自1230美元(1990年价)上升至1990年的23970美元,年均增长率达7.7%。因此,日本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行政干预、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经验,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尽管政府内设有经济计划部门,但日本是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的,所以,政府难以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总的说,日本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国家。要了解日本式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很难从一个方面来说清楚,而需要从外贸与产业政策、国内产业政策、经济计划、宏观政策与金融系统等多方面来加以了解。
(二)日本的外贸与产业政策。
日本的外贸政策与其产业政策密切配合。在50年代,由于外汇短缺,它对进口实施了外汇配额和进口限额等控制措施,把稀缺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重工业(钢铁与造船业)与石化工业,用于进口原料、设备及引进先进技术。为防止直接与国内倾斜产业相竞争,同时对进口外国产品的外汇实行了严格的进口配额控制。60年代,由于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按照产业政策,逐步放宽进口的配额管理。1964年,日本参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及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货币兑换的第VIII条款,迫使它放松外汇配额控制,同时也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60年代初期,逐步放松了对无线电、摩托车、钢铁、货车等配额控制。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又放松了对彩电、轿车、彩色胶卷、汽车引擎、高档计算器、200个元件以上的集成电路、计算机及相关产品的控制。至1975年,受进口配额控制的工业产品数降为5项,农产品方面则降至22项。
日本的出口产品结构,与国内产业结构发展相协调而不断地升级。50年代,纺织品。加工食品与其他制造品占了总出口额的2乃。至60年代,这些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份额降至约40%,而中等知识密集产品的船舶、无线电、摩托车等份额上升了10%。60年代末,资本密集产品出口如机器、钢铁、化工等产品,上升至出口产品总额的6%左右。
为了保护国内产业,日本原业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了限制性措施。60年代,欧洲某些关键产业为垄断性美国公司所左右,这种情况使日本加剧了保护主义倾向。即使在1964年日本参加了欧洲经合组织并接受了外国自由直接投资的条款后,它对外国直接股资放松的过程仍极缓慢。至1973年,虽名义上全部放松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但直到1974~1976年,才对外国直接投资于新战略产业的集成电路、医药、电子和电气测试精密仪器、电子计算机、信息处理与光纤材料等方面加以放松。
总之,日本成功的执行产业政策有种种因素,其中之一是外贸政策与其产业政策的密切配合。50与60年代,日本外贸政策的目标是对其未成熟的重化工业,通过进口控制加以保护。产业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依靠促进出口,例如对所保护的重工业与化学工业的原材料进口和技术引进给以优惠政策,对出口给予优先的金融支持,以建立起不受外汇制约的经济。60年代,逐步放松了进口限额与关税,使原来受保护的产业与国外产业相竞争。出口结构的比较优势迅速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转移到中等知识密集型产业。70与80年代,知识密集或研究与开发密集的产品,如汽车、微电子消费品、机器人、数控机床与办公自动化设备等在出口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三)日本的产业政策。
日本的国内产业政策,有其悠久的历史。早在30年代,政府通过行政控制与鼓励企业横向合作,以防止企业间的过度竞争。当时选定了26个重要产业部门、钢铁、丝织、造纸、水泥、煤炭等组织了卡特尔,以解决当时棉纺、造船、电机等行业生产能力过剩。通过卡特尔组织,减少了企业间竞争,增加了企业利润。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逐步成熟,其总的指导思想是保护夕阳产业的结构调整,选择培植在国内外市场有发展前途的产业。既鼓励竞争,又防止过度竞争。其实施手段则是多种多样。战后50年代,把财政补贴的 80%~90%(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给了农林业,其余10%~20%的财政补贴则给了中小企业与纺织业,在60~70年代,很大比例的财政补贴给了煤炭与海洋运输。这些都属于“防守型”产业政策,其目的:一是为某种低生产率部门,例如农业提供半永久性保护;二是为某些夕阳产业,例如纺织业、煤炭采掘业和海洋运输业提供暂时资助,以便于结构调整和转移。
日本所采取的“防守型”产业政策(除农业外),欧洲经合组织称之为适应经济变化的“积极调整型”政策。许多欧洲国家的产业政策并不成功,因为它们采取了“消极调整型”政策,对夕阳产业采取了长期保护政策,补贴愈来愈大,包袱愈背愈重,产业结构得不到调整与优化。70年代后期,日木采取了更强有力的政策措施,选定的倾斜产业部门是钢铁、煤炭采掘、海洋运输、电力与化肥,以后又把重点转到机械零部件与石化。采取了两种主要政策,一是优惠税率,一是通过政府金融机构在财政投资与贷款规划中实行优先分配。
日本的财政投资与贷款规划,被称为国家的第二预算。它的资金大部分来自邮政储蓄,而其使用毋须经过议会讨论。该规划通过了特定的政府金融机构把贷款给予铁路、道路、电话等基础设施及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日本还有许多其他金融机构,如日本开发银行(19951年成立),进出口银行(19951年),中小企业金融公司(1953年),住房金融公司(1935年)等都以比较低的利率在分配金融资源方面发挥重要政策性作用。50年代,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中的电力、海洋运输、煤炭采掘、钢铁产业等约能获得财政投资与贷款规划总贷款额和投资的40%~50%。60年代,财政投资与贷款规划中分配给基础产业的贷款份额迅速下降,而改进生活质量的项目如住房、教育与社会福利等贷款与投资的比例则大量增加。在整个50年代与60年代,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小企业所获得财政投资与贷款规划的总投资分别达25%和15%。商业银行对工业贷款通过的市场利率约为10%。但财政投资与贷款规划的贷款利率却低于这一市场利率,以此来减轻所支持产业的利息负担。
50年代初期,对倾斜产业还采取了特别折旧措施。至60年代初期,这种特别折旧措施与缩短法定折旧期的加速折旧措施相合并。一般地说,通过缩短折旧期所能获得的超额利润约为制造业总投资的1%。50年代与60年代中期的钢铁业与汽车业,60年代与70年代中期的造船业与通用机器设备,都从特别折旧中获得了超过平均值的利润。这样,通过财政投资与贷款规划及特别折旧的综合运用,在60年代制造业生产成本的降低约达总投资的2%。
1955年以来,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11个中长期经济计划。这个计划明确地区分了对政府公共部门与民间部门的不同政策,而计划的重点则着重于政府公共部门。日本的经济计划,反映了日本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特点。一是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关注有其历史传统;二是政府在防止失业及商业不景气循环,改善社会基础设施,发展教育与训练设施,维持公平竞争规则,促进社会安全措施与防止环境污染等方面,日益承担起重要责任。日本的经济计划显示了政府经济政策的总趋向,显示了国民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一方面用以确保政府各部门政策的协调性、另一方面则给私人企业提供较准确的预测性经济情报。在审议与制定计划方面,日本设有经济审议会,其委员组成有产业界、金融界、学术界、工会、新闻界等人士及消费者。在制定计划时,还要任命很多临时委员与专门委员。因此其计划的制定过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较高的透明度。
(四)日本的宏现经济政策。
1.财政方面日本大部分财权由中央所掌握。从原则上讲,各地方自治体负有自主经营财政的责任。行政上必需的支出,由各地区负担。但由于各地方政府不可能都具备与所需经费相适应的税收财源,而中央税收额通常要占税收总额的70%,所以中央通过“下拨地方税”、“让与地方税”及“国库支出款”等,把中央收入的大部分拨付给地方政府。
日本的财政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1947年制定了财政法,为了恢复战后的国民经济,采取了政府干预的“倾斜生产方式”(或“重点生产方式”人 那时把产业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煤炭、钢铁、化工;第二类是有色金属、石油、纺织十染;第三类是其他产业部门;第四类是生丝、金属、家具、化妆品等奢侈品产业。发展的重点是第一、二类。对那些重点生产项民都从财政上给予“价格补贴”。从1949年开始,日本实行了以“所得”为纳税基础的财政收人制度。经济发展后累进所得税收人的增加,为政府的经常帐户提供了富裕的财源。50年代初曾出现了经济过热的问题,1954~1955年暂时采取了紧缩性财政政策。1955~1964年期间,日本经济增长迅速,财政的收支规模也不断地扩大。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开始转向有关社会保障与公共事业等支出。医疗费和道路修整费的规模急剧地扩大。自1961年开始,又实施了全国民年金和全国民的保险制度。虽然财政开支不断扩大,但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政府每年还在进行减税。1964年后,日本的经济又转为停滞。因此在1965年12月,为弥补经济萧条而导致税收的减少,政府发行了2590亿日元的填补公债。在1966年度预算中,又发行了7300亿日元的建设公债。日本的财政从早期平衡财政原则的量人为出转移到国债政策的量出为人。这样,在1965~1974年,进人了财政一公债政策的时代。以后的财政预算中,又在财政收支中加人了建立减债制度。自日本进人公债政策的时代,其公债余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966年的 2.2%达到1987年的43.8%。在政府开支中,社会保障部分的费用不断地扩大。1971年设立了儿童津贴制度,1972年设立了老人医疗费支付制度,到1973年又提高了年金的支付水平。从这些财政支出中,可以看到行政管理导向型市场经济的特点。政府财政政策的调控经济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政府直接对公共事业的投资,为私人资本创造投资条件并开拓国内市场;二是利用减免税收、价格补贴等手段,以诱导私人资本的发展方向。政府财政政策的基本方向,则是更多地用于解决社会福利等问题。
2.金融方面。日本银行的建立,始于1868年。1876年修改了国民银行条例,1881年建立了日本中央银行,同年又颁布了“日本银行条例”。因此,日本银行系统的发展及日本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中央银行)有其悠久的历史。战后,日本重建了金融体系。日本现有两套金融机构,一套属于政府系统,另一套是在日本银行监督下的各类私营银行。
政府系统的金融机构,是日本从战后5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包括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此外还有10多个公库:国民金融公库,住宅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国有企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医疗金融公库,环境卫生金融公库,冲绳振兴开发公库等。政府系统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的 70%靠大藏省的“资金运用部”, 它们又主要靠邮政储蓄的零散资金。大藏省集中了这些零散资金,使之在为政府系统金融机构资金的主要来源。
另一套金融机构是在日本银行调节和监督下的私人银行。日本银行对私人银行和金融市场的调节,主要采取两种措施。一是依靠调整利率。日本银行界的利率都以日本银行的官定利率为标准,对私人企业的贷款利率只能在官定利率的上下浮动。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日本利率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的宫定利率相比是最低的。二是靠信贷控制。50年代与60年代,日本金融系统对经济调控的主要特点是实行信贷控制与信贷配额。日本原来实行的银行信贷控制,是指非银行公共机构,以低于市场利率从银行获得调节利率贷款。这种贷款又与银行部门及邮政储蓄系统的调节存款利率相挂钩。银行信贷配额的利率更低于市场利率。政府一方面控制存款利率,同时又实施外汇控制措施以防止资金外流。日本企业的自有资金比率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是最低的。私营企业所需资金的40%~50%来自银行贷款与企业间的信贷。在1965年股票仅占8%~9%,债券发行占2%。政府为了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对债券利率也作了严格的控制。因此,日本的银行金融系统受到政府严格的干预。由于70年代后期大量发行了国债,考虑对通贷膨胀的影响,而对金融系统进行了革新。到了80年代,日本开始开放货币市场。
3.企业特点。日本产业政策的成功是与日本企业独有的特点相联系的。其他国家的经济是,如实防止外国企业竞争的保护措施,将会减弱本国私营企业的动态适应能力。但日本企业却在对外国实行保护的市场中,保持了强烈的竞争。日本企业间竞争的目标,不是寻求短期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追逐市场占有份额的扩大与维持。竞争结果,导致单位产品利润及产品价格的不断降低。企业还必须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并积累经验,以不断地改进产品质量,求得在竞争中获胜。生产经验的积累又形成了日本工人队伍的稳定(终身雇佣制)及日本的年功序列工资制。这两种制度促进了有经验工人对低级工人知识和经验的传授。政府也鼓励私营企业对青工的教育和训练进行投资。日本企业能够适应经济变化(例如石油冲击与日元升值)的原因有:一是日本企业对职工提供了安全职业保障,但这不是对个别职工保持固定岗位,职工在企业内的岗位是流动的,企业也需为此付出巨大的再培训费用;二是日本企业从事多样化的生产活动;三是较易获得银行的低利率贷款,日本人民的高储蓄率为此也创造了条件;四是政府推动的合理化卡特尔,便于夕阳产业的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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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6-17 13:21:39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日本、德国市场经济模式比较

美国、日本、德国市场经济模式比较  
   
(一)三种模式的共同点。
1.以私有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以私人垄断为主导。在美国。日本、德国经济中,国有部分约占1%一10%不等,合作社所有制、工会所有制等等分量更小,80%一 90%以上均属私有制。而在私有制经济中,中小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占80%~90%甚至更多,在生产、销售、投资和就业等方面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它们毕竟是补充的和从属的。例如在日本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60%以上同大企业有承包关系。在美国20万家工业公司中,最大的50家占了工业资产总额的49%。在日本,以营利为目的经营的法人企业(不包括金融、保险业)有175万家,其中资本额在10亿日元以上的公司只有2195家,仅占公司总数的0.13%,但他们占了全部法人企业资本总额的41.4%。在德国将近4.4万个工业企业中,千人以上的大企业只有1000个,占企业总数的2%,但它们却占了销售总额的44%。
2.社会经济机制方面,都以市场竞争为基本调节手段。在对待竞争的问题上,美国、日本、德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三种模式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下述两方面。一是都强调竞争的重要性,同时又都看到个人和企业(特别是私人垄断企业)有一种排斥竞争的本能,因此不能寄希望于自发存在的竞争秩序,而要重视建立人为的有秩序的竞争。二是认为,为了建立这种有序的竞争,不仅要直接制订若干必要的调整竞争秩序的立法,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日本的禁止垄断法、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等,而且还要致力于间接地为建立有序竞争创造重要的条件,例如币值稳定、市场开放、契约自由等。
3.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相当接近。美国、日本、德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思路主要出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任务主要是为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创造框架条件,而不是自己直接从事经济生产活动;二是针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自发的市场竞争所必然带来的三大弊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经济结构的不协调以及社会的极大不公),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力争加以缓和。据此,提出了三个层次的社会经济政策目标。第一层次是社会政策目标,这就是所谓个人自由和社会和谐,这一目标可以称之为最高目标;第二层次是经济政策的一级目标,这里包括经济自由、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第三层次是经济政策的二级目标,这是指通货币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适度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和分配公平等。
为了遵循上述基本思路和达到上述各个层次的社会经济政策目标,战后美国、日本、德国都发展或完善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工具,包括竞争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增长政策、对外经济关系政策和社会政策等等。所谓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大大增强,主要就是通过这些具体的政策得到体现的。可以说,它特别集中地反映在一项指标上,即国家财政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战后比战前都数倍地提高了。1937年,美国的这一指标为8.5%,日本为11.6%,1952年联邦德国为15%;半个世纪之后,到了1988年,美国上升到了3663%,日本为32.9%,德国则为46.6%。自然,在运用这些政策工具时,虽然大方向一致,但各国在“配方”和“剂量”方面还是有不少差别的。
4.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前途方面,日益相互接近、彼此靠拢。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各有其长处和短处。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更多强调“自由”,而相对较少社会福利;德国比较重视社会福利,但相对缺乏“自由”;日本则两者都不足。目前的发展趋势是,它们都将弥补自己的欠缺,三者的差异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
美国、日本、德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三种模式的发展前途。用美国学者威廉·E·哈拉尔的话来说,它们都在从“旧资本主义走向新资本主义”。这里的“旧”、“新”差别,归结为七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经济进步的特点,“旧资本主义”是硬增长,“新资本主义”是巧增长;第二个指标是结构,即市场网络;第三个指票是决策的权力,“旧资本主义”是权力性的指挥,“新资本主义”是参与性领导;第四个指标是企业的价值观念,“旧资本主义”下企业只注重经济目标,而“新资本主义’下企业追求多重目标;第五个指标是管理的重点从业务管理转向战略性管理;第六个指标是将从利润为主的大企业转为民主的自由企业;最后第七个指标是世界体系将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抗转向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混合。
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阶段(或者说自由竞争阶段);以私有大企业为主的阶段(或者说私人垄断阶段),大企业十大政府的阶段,即由大企业和大政府一起主导社会经济生活。这里的“大政府”,不仅是指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规模数量比过去扩大而言,更重要的是指政府权力和职能的强化和扩大。然而,在这第三个发展阶段中的“大政府”,往往是官僚主义的。效率欠高的;“大企业”则是过分追求利润,既忽视社会责任感,又缺乏民主精神。现在,正在进人第四个发展阶段。它将依然是“大企业”+“大政府”,然而这里的“大企业”和“大政府”都将逐步比过去改善。西方市场经济但从大方向看,它们在继续进步。
(二)美国、日本、德国市场经济三种模式的不同点。
美国的市场经济,其实质内容主要是指,在四大经济主体(家庭、企业、银行和政府)相互之间的关系上,彼此施加于对方的限制较少,同时,对对方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较小。例如,政府对企业,美国既没有象日本那样的计划与产业结构诱导政策,在环境保护、职工培训、解雇雇员等等方面对企业的限制也较轻;另一方面,对企业的扶植和补贴等等也相对较少。美国国家对家庭承担的责任也远不及欧洲,个人和家庭首先得靠个人的“自助”和“自救”。这种个人资本主义的优点是较少束缚,灵活性强,缺点则是人与人不和谐,过于冷漠。过度的所谓个人“自由”还使美国的社会问题相当严重:1960~1990年30年间,暴力犯罪率增长了560%,非婚生出生率增长了419O,离婚率增长了400O,青少年自杀率增长了200%,被捕人数达1100万人,吸毒者几百万人,如此等等。
德国(和欧洲)的市场经济,其实质内容主要是指,力求达到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兼顾。欧洲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为多数人所接受、又不大大削弱市场机制的环境;从对疾病、解雇、失业的保护直到养老金和住房保障这样一种完整的社会制度。此外,高税率还使社会有可能为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作大量投资。人们提倡的劳资之间的伙伴关系改善了资本主义的形象。这种社会资本主义的缺点是有些国家已经陷入社会福利负担过度,由此而产生的对国家财政、对个人和企业积极进取精神的消极影响不可小视,高税率还促使资本外逃。
日本的市场经济,其实质内容主要是指,①从国家来说,全国的一切经济活动首先都着眼于厂家,因为在那里,人们的思维逻辑是:只有企业赚了利润,才可能增加投资,进而扩大生产能力和提高竞争能力,进而增加就业,再进而增加工资,最后结果是提高消费。②从企业来说,尽管国内着极其激烈的竞争,但日本经济还是处于一种专制的指挥结构之下。三菱、三井、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业“六大系列”决定着产业政策的方针。这些“系列”大多比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还大,它们各自都拥有市场经济行各业——从基本材料工业到电子计算机服务,从建筑康乐恩到贸易公司。仅三菱一家就占日本社会总产值的7%。③从居民来说,由于经济片面地着眼于厂家,日本人民的消费水平没有达到他们本来可以达到的程度。由于奉行农业保护政策等原因,日本的消费物价平均比美国高40%。由于国家放任对房地产的投机,私人拥有自己住房的机会越来越少,购买一套公寓住房已从需要五年工资上涨到目前需要八年工资。
在组织原理一类指标中,美国和日本的共同点是私有化程度都很高。然而,在美国,没有组成产业集团,日本却广泛存在产业集团,在上面提到的和其他的“系列”内部,60%~70%股份都属内部掌握,不进行买卖。因此,日本企业之间往往存在长期性关系,供给体制不象美国那样强度的以价格为主导,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企业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不及美国那么高。此外,在主要生产要素方面,美国首先看重资本,日本还同时重视人力。
在资本市场一类指标中,总的说来美国比日本发达。美国资本市场的特点是证券化,日本在这方面相对不及;美国的银行制度市场化程度比日本高,且比日本更发达,但日本银行的集中程度高于美国;美国证券市场的重要性比日本突出。
在劳动市场一类指标中,美国就业稳定性低,流动性高,一人一生变换工作七八次,日本则相反,一人一生只变换工作一二次;在劳资关系方面,美国带有敌对性,而日本具有合作化;工资差距美国比日本大。
在企业内部一类指标中,美国企业的首要目标是利润,而日本要注重增长、市场份额和稳定就业;在企业内部,美国经营者往往扮演独裁者的角色,而日本经营者遵循协商规则。
最后第五类指标涉及政府政策。在美国,总的说来政府政策对企业的作用是有限的、合作的,而在日本,政府作用是有力的、合作的;美国的反垄断政策比日本强,贸易政策比日本开放,而在产业政策方面日本比美国强有力,美国几乎没有什么产业政策。 综上所述,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把美国称之为私人垄断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把日本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而把德国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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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20 13:32:20 | 显示全部楼层
把菲特也说日本企业资产回报率太低了,1%得贷款利息他也不肯去投资,文化真是很不通,十几年的经济停滞也是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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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24 13:22:33 | 显示全部楼层
夏蕊蕊:中国改革最大的危险是“市场粹”

观察者 2015-06-24

http://www.guancha.cn/xiaruirui/2015_06_24_324407.shtml

中国改开三十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很奇特的社会现象:无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面临何种问题、出现何种状况、处于何种局面,总有一派人,他们的论调以及他们的诊断和处方,是永远不变的。

曰政府要放手,曰国家要退出,曰市场会自动均衡,曰市场+法治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药方…他们将按万能药方服药称之为“改革”,不照办就是不改革,就是走回头路。

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有这么一大批“XX学家”不太清楚,但在中国的确是一直都有。不难设想,如果有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碰巧读了几本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他其实也就毕业了,完全可以从此停止读任何其他书,从此不必做任何其他事情了。无论遇到任何问题,他只需简单重复一遍“政府放权”、“国退民进”、“市场配置”、“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纳什均衡”、“囚徒困境”这几个词,再附上几个数学公式,基本上就算是“专家学者”了。这个一本万利的游戏至少能混碗饭,一直吃到今天完全没问题,很多人还名利双收,因为愿意为“政府放权”、“国退民进”这些呼吁而付钱者大有人在,包括国内和海外。

也许是因为这个游戏太容易玩,而且极少受到挑战,这派“专家学者”愈发忘乎所以,以至于无论什么领域,也无论懂不懂,他们都要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地指导一番。在他们眼里,凡是没有遵循亚当斯密原理的社会都是成问题的,正如他们当中一位旗手级的人物所言:“亚当·斯密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证明市场是人与人合作最有效的手段。今天我们看到,真正遵循亚当·斯密的理念、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人们的合作精神和道德水准比非市场经济国家高得多。”

几十年了,他们就一直这样不知所云地自说自话,非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标准的“斯密教”国家。当然,一旦改造成功,他们也就理所当然成了负责传教布道的祭司。

永远不醒的梦游者

其实,也一直都有人告诫他们放弃这种白日梦。尤其在俄罗斯90年代的“休克疗法”和美国的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无论是从现实中还是在理论上都可以轻易证明“斯密教”的破产。

最著名的,来自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揭示,他在为波兰尼2001年再版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所作序中提醒到:“波兰尼揭发了自律性市场的神话,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场。即便是今日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其转变过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积极的介入角色,不但以关税保护其工业,也保护其新兴科技。”

在乔治·索罗斯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不幸的是,后来证明支撑这套做法(指华盛顿共识所推动的金融资本自由流动)并没有完善的科学基础。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它产生的不是保证资源最优配置的一般均衡状态,而是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市场崩溃已经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点。”


乔治·索罗斯指出,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它产生的不是保证资源最优配置的一般均衡状态,而是金融危机。

索罗斯文章中数次提到中国的例外。毫无疑问,中国之所以一次又一次避开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正是由于政治权力对于资本权力保持了控制,公共权力对私人权力保持了控制。换句话说,中国虽然接纳了市场经济,也一直在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但却没有让政府缺位,没有让“斯密教”得逞。中国经济的成功,恰恰就在于“市场+政府”,而不是相反。

但所有这些明明白白的现实,仍然不能让中国的“XX学家”们清醒起来。近日,又有一位某大型国企李姓董事长在媒体上大谈对于中国股市和医疗改革的看法:

“股市有涨有落是正常的,就应该让它自然地走,政府部门最好不要对行情发表意见。政府的责任就是维护市场秩序,履行监管职责。最近市场交易量一天就能达到2万多亿,这个体量要是塌下来,谁都接不住。所以,我个人认为,市场的事情就让市场自己解决好一点。”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不改革,更大的危险是改革往回走。”

关于医改,李先生认为,市场化医改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一些人“用民粹主义思维鼓吹老百姓看病不该付钱天经地义”。

“民族主义盛行以后,对改革开放是绝对的阻碍。有大学教授反映,学生学了四年经济知识,但一旦遇上民族主义阴谋论,就会颠覆全部认知,失去基本的经济常识和判断力。民族主义很可怕,中国历史上好几次重大的历史变动,甚至朝代更替,都跟民族主义有关。义和团运动攻打外国大使馆,连基本的国际法概念都没有。外交是很专业的事情,对于可能煽动老百姓上街的苗头应当及时制止。”

“市场粹”的危险

在“斯密教”信徒们看来,世界历史等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史。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可以简化为市场经济环境,民意变为民粹,从而连涉及国家主权和普遍正义的反帝斗争,也都变成了破坏国际法、亦即破坏自由市场经济规则的“非理性”行为。

如此简单粗暴的逻辑,其中哪里还有半点“理性”?

所谓民粹,无非是指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将社会按“人民”和“精英”二元划分一刀切,然后一味诉诸所谓“人民利益”,强调“人民优先”,以此来推动社会改造。历史证明,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思潮,在李先生这样的精英们眼中,也无异于洪水猛兽。

然而,对照来看,我们这些“斯密教”信徒们不是一样吗?他们不是一直在将社会按“市场”和“政府”二元划分一刀切,然后一味诉诸所谓“个人私利”,强调“市场优先”,以此来推动社会改造吗?如此看来,这不正是一种“市场粹”吗?

前两年,曾有某位“市场粹”代表人物从亚布力论坛上开炮:“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政府说了不做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我们对政府没有任何约束,……如果我们有办法能把权力关到笼子里,三中全会所有文件才有可能被落实,或实现我们中国的进一步改革。”

“市场粹”是否真的在意市场的前进,这一点不很确定,但他们一直非常在意政府的退却,这一点很确定。

事实证明,中国改革的成功,政府和市场缺一不可,消除政府作用,也就是断送改革。可问题在于,支持政府的一派并不是“政府粹”,对于“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仍有最大的共识,所以可以说,当前中国改革面对的最大危险,不是别的,就是貌似有理其实荒诞的“市场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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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3 10:04:29 | 显示全部楼层
从中美比较看中国道路的意义

2015年07月31日 《求是》2015/15 作者:张维为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5-07/31/c_1116067343.htm

核心要点:

■ 美国今天经济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虚”字概括;美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分(裂)”字概括;美国今天政治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钱”字概括。

■ 在经济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主导了美国经济发展,最终导致了2008年严重金融危机,美国综合国力和百姓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至今美国经济还处于艰难的复苏之中。

■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吸收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做法,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 在社会领域,美国模式的最大困境是“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带来的社会“分裂”,即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带来的各种权利之间的排斥、冲突、对抗。

■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都有了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限制,资本力量不可能左右政治决策。

美国模式今天面临着多重困境和严峻挑战。美国今天经济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虚”字概括;美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分(裂)”字概括;美国今天政治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钱”字概括。与美国相比,虽然中国也面临诸多挑战,但总体发展态势积极向上,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思路、做法和制度安排,虽然这一切还在完善之中,但中国已基本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道,而且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通过中美在经济、社会、政治三个领域内的比较,我们能够更深刻地领悟中国道路的成功及其伟大意义。



在经济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主导了美国经济发展,最终导致了2008年严重金融危机,美国综合国力和百姓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至今美国经济还处于艰难的复苏之中。“华盛顿共识”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其弊端在不少国家早已显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在非洲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结构调整”,削弱原本就很弱小的非洲国家的政府职能,结果使非洲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90年代,美国专家又在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几近崩溃。但美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执迷不悟,最终把美国自己也拖入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局限在于其“理性人”假设。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曾反思说,他感到“极度震惊和难以置信”,因为“整个理智大厦已崩溃”,“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误的”。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去拯救银行,又实行了好几轮货币宽松,向世界转嫁危机,而美国银行还继续把大量的资金投入股市和虚拟经济,虽然美国股市和一些地区的房市出现了某种“复苏”,但美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未被触动,许多专家倾向于认为这场危机是结构性的危机,而非简单的周期性的危机。

今天美国经济的“虚”,主要体现在危机之后的复苏乏力,投资疲软,就业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技术创新短平快为主,不具备拉动整个经济的能力,页岩气开采也因国际油价低迷而受挫,重振制造业未见起色。作为美国政客金主的华尔街,钱生钱的游戏早已玩得上瘾,金融衍生产品泡沫仍没有终结的迹象。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尽管美国经济有一些复苏的迹象,但现在美国经济的规模仍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要小15%。他认为,GDP已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标,更切实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美国家庭2014年的中位数实际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真是令人唏嘘。

与美国相比,在经济领域,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市场经济体制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很好地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崛起的经济基础。虽然它并非十全十美,还需不断完善,但20多年过去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大国,而且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这与美国20多年来多数人实际收入不增反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吸收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做法,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这种制度安排还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国家对战略资源和大型国企的掌控、政府的战略规划能力及执行能力,其强大生命力日益显现。今天,整个世界都在观察和研究中国如何采用国家战略、宏观调控和调动企业积极性来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推动创新国家的建设。

当然,中国经济也面临不少挑战,如金融业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何真正带动经济结构调整,提升中国经济整体实力等。中国要汲取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泛滥的教训,确保充沛的资金能够推动实体经济,特别是为国家战略产业更上一层楼服务。



在社会领域,美国模式的最大困境是“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带来的社会“分裂”,即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带来的各种权利之间的排斥、冲突、对抗。美国政治文化中社会与政府对抗的传统,还导致政府日益失去对社会不同利益的整合能力。

在个人和家庭层面,个人权利的绝对化意味着权利是不容妥协的,各种权利互相打架因而也成为美国社会的常态:同性恋者的权利与反同性恋者的权利、支持堕胎者的权利与反对堕胎者的权利、信教者的权利与不信教者的权利、隐私权捍卫者与知情权捍卫者的权利等都互不相让,互相冲突。美国社会里,小至家庭、中至族群,大至整个美国社会,主要特点就是“分裂”,社会的凝聚力也因此而大幅衰退。

我们可以从美国家庭状况的变化来看“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带来的问题:如今美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已基本瓦解,人们都在强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已经从“传统家庭”(一对夫妇加孩子)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了今天的所谓“多元家庭”社会,即包括单亲、私生子、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状况构成的社会。2012年,“传统家庭”的比例已经跌到了19%。如今,41%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属于未婚或离异状态,单身妈妈家庭中贫困的比例高达40%。这种“畸形家庭”的特点之一,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安全感。美国犯罪率奇高与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此外,美国长期形成的社会与政府对峙的政治文化,在“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条件下,使政府更加难以整合社会不同利益,难于形成社会共识。哈佛学者玛丽·安·格伦顿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一书中叹息:美国是全世界权利种类最为繁多、权利信仰最为坚定的国家,但“美国式权利话语的生硬与直白、赐予权利时的挥霍无度、言过其实和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乃至褊狭,以及对个体、公民与集体责任的缄默”等等,导致了“权利的封闭性、权利拥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匮乏”。

在社会领域,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和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伸,也是一种基于常识的观念。实际上,不但权利和义务要平衡,而且不同权利之间也要有必要的互惠与合作。这样,一个社会才能真正良性地运行。

中国坚持社会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模式,而不是社会与政府的对峙。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重,同时兼顾个人利益,统筹协调社会各方利益,更为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这使得我们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建立覆盖13亿人的基本医保制度,而美国至今还有1/6的国民没有任何医保;我们的住房自有率也一举超过所有西方国家;我们的整体社会治安水平也比美国好许多。中国社会充满活力,同时社会总体秩序井然。



在政治领域,美国模式面临的困境更为严重,突出的问题是一个“钱”字。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传统是美国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对美国政治力量一直有某种限制。近30年来,特别是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资本力量跃升,其能量显然压倒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美国民主真正成为“钱主”。

在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影响着政治力量。换言之,在强大的资本力量下,美国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几乎只能顺着资本力量的要求走。同样,美国的资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

牛津大学教授斯泰恩·林根曾警告:英美民主可能已经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灭命运的“临界点”。三权分立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通过政府权力间彼此制衡,最终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但在美国,权力互相牵制形成了僵局,整个国家得不到亟须的良好治理。“在古希腊,当富人成为巨富,并拒绝遵守规则、破坏政府体制时,雅典民主崩溃的丧钟就敲响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临界点。”

再看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都有了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限制,资本力量不可能左右政治决策。虽然这些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有所扩大,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保证了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社会力量延续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社会主流几乎也一直倾向于节制资本。三种力量的这种平衡格局,使中国得以避免美国式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并使绝大多数人成为中国迅速发展的受益者。

中国是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已经基本摸索出一条走向现代化的成功之路,这条道路是在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的,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拒绝西方模式,特别是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它结合中国自己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也汲取了他人之长。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它使中国成功进行了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社会转型,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它使中国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使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都充满了活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时又使整个国家保持团结稳定。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任何一项成就,就已经很了不起,而中国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道路成功及伟大意义的有力证明。中国人民将继续沿着这条成功之路前行,不断迎接新的挑战,战胜新的困难,直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

(作者: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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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3 20:16:5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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